导语
长安君（ID:changan-j）：2万多字的长文，在碎片化阅读时代，你，能一口气读完吗？
这篇，保证能！在上班路上，长安君点开之后，就没有放下，还差点因此错过了下车。这是一群重庆法医的故事，有扣人心弦的现场，也有感人至深的瞬间；充满了伦理的困境，也不乏人性的幽暗；但越往深处走，越能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制服之下，内心的缝隙，与由此照进的光。
2018年，重庆现行命案破案率：100%。每一个法医的名字，都嵌进了数据，嵌进了历史。
重庆北碚，同康路1号，好多年在导航上都只搜得到食堂，最近才能搜到全名：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这是一处洼地隆起的小山坡，绿油油的风总是抢着带来远处缙云山的花期。法医科在一楼，常年垂着遮光帘或者纱窗。这里的人大多走路极快，卷起三尺高的气浪，微微掀开帘子一角。
▲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法医科致伤工具实验室，每个人手里的工作，都在讲述一个案件背后的故事
法医宋若冰24小时高烧不退，他去了医院，跟医生说，我被跳蚤或者其他什么虫子咬了。医生嘴角牵动了一下：“哦，跳蚤……咬哪里了，让我看看。”
衣服脱下来，医生啧啧一声吸了口气。那是一整块看不到完好皮肤的后背，密密麻麻疙瘩覆盖着疙瘩，小疙瘩重叠着大疙瘩，凹凸不平，红得瘆人。
前一天，宋若冰去出勘了一个现场，偏远、密闭的农村小屋，一具高腐尸体，没有运输尸体的条件，又必须尽快解剖。屋里屋外都是死者收养的流浪狗，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的蛆虫、苍蝇、跳蚤以及各种不知名的虫子，在狗身上、在屋子里狂欢。
宋若冰是踩在一层蛆虫上做的解剖。4个多小时，有了那一后背的疙瘩。
出门的时候，村民看到他背上黑压压盖满了虫子，在蠕动，在飞，或者吃得太饱一动不动。村民喊：“不要动！眼睛嘴巴闭起！”抓起杀虫剂就往他后背喷，喷落一地的黑物。
输了3天液，宋若冰退烧了，疙瘩也慢慢消了。从此后，家里落下一个规矩：但凡出勘现场后回家，家人都会烧好一桶滚烫的开水，放在门口，他必须脱得只剩内裤，把衣服扔进开水桶，人直接冲进卫生间洗澡。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法医科，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奇怪的小禁忌，跟职业有着隐秘的联系。
职业要求他们守口如瓶，沉默如海，而这些秘密是一个起点，让人重新认识法医这个职业，重新发现人间。
▲实验室在地下一层，有一坡长长的通道，结束工作的法医，出来的时候都要深深换一口气。
又是一个寻常的周末，法医科的微信群突然弹出来几张室内血迹照片。法医周洋的岳母腿部受伤，一个裂口，出血量较大，需要缝针。
岳母是淡定的人，从容收拾东西准备去医院。周洋是更淡定的人，法医都学过4年临床医学，心中不慌。他用手机拍下室内血迹形态、轨迹、位置，不说岳母受伤，也不讲伤情，发到工作群，喊大家分析。
科长夏鹏心里暗暗点了个赞。随手拍随手记录随时查案，这是他理想中的团队日常。他自己眼睛被撞伤，也是每天拍一张照片发到群里，一起讨论陈旧性伤痕和新鲜伤痕的对比。
很快群里就有了答案：根据血迹形态和血量分析出了伤者伤情，根据血迹滴落方向和足迹位置关系，分析出了伤者受伤部位。
法医的家人，要学会在这种时候，不怄气，不打人。法医同理。
夏鹏的女儿在读小学，散步的时候，父女俩看到一只死在路边的蝉。女儿问：“你说，它怎么死的？”夏鹏哭笑不得：“这我怎么知道。”女儿继续穷追不舍：“那你把它解剖了吧，解剖了告诉我它怎么死的。”女儿有一只公仔熊，从小就好奇肚子里有什么，她安排爸爸：“你去把它解剖了！”
李卡纳的办公室文件柜塞得最满，除了工作资料，还有他全部的制服，堆堆叠叠。家人要求，他出完现场都必须在单位清洗，换好便服才让回家，包括鞋子。
一个刑警，家里没有一件工作制服。
最好的“感同”，是“身受”——出过现场的衣服，解剖穿过的衣服，气味会钻进布料纤维，会附着在上面，散不散，好久散，看情况。
夏天的时候，宋若冰在解剖室解剖高腐女尸，5个小时后出来，我离他两米就开始反胃。他常年剃着光头，没有头发，仿佛就不会藏气味。但当他突然把光头凑过来，那一瞬间，我觉得鼻子撞上了一堵墙，晃了几晃才稳住——我第一次知道，臭是有重量的，是一个厚重的平面，压在人鼻子上，口腔里，肺腑里，毛孔里，需要若干时间，靠人体的代谢，一点一点从毛孔把气味挤出去，排出去。
这是法医的小恶作剧，惊吓外行，算是翻开了《法医学》第一页。我是在这个时刻，才真正理解了李卡纳那一柜子的警服。
法医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酒量都深不可测，不分男女。
往上数，他们都记得，师父的师父就教会了师父，一个代代相传的行业密码：工作结束，喝酒消毒。
我问过他们，喝酒消毒有什么科学依据？每个人都诡异地笑一笑，不答。周洋说：“法医本质上是一种很压抑的工作。”
去过现场的人会找到一个解码器：死亡是一团灰霾，走进去，穿出来，霾尘总要在心上落几粒。酒是一种燃烧与浇灭，一种稀释和挥发。
职业会有比人更漫长的耐心，来悄悄渗透人。
王小伟是山西人，北方汉子，高大威猛。路上遇到搭灵棚办丧事的人家，他会绕路走，绝不从中间穿过，也不从边沿通过，他绕很远，从另外的大路转过去。这个小禁忌他很少提，同事都不知道，但他自己知道它一直在，跟职业双生，伴行。
“是怕吗？”“不是。就是心里不舒服，堵着，压着。我不想看到逝者的脸。”
王小伟解剖的时候有个习惯，他会给死者合上眼睛，如果实在合不上了，就用一条毛巾盖上。有时候，解剖是在晚上，殡仪馆很静，他只听到自己手表上秒针走动的声音。
人是矛盾的。条件允许的时候，他不喜欢戴口罩解剖，“口罩在吸气的时候是挡不住气味和有害物质的，呼气的时候，大量的有害物质又聚集在口罩内侧，会更臭。”他近视，尸体细目要凑很近看，就在鼻尖下。
他很认真地说“警服辟邪”，“战衣会给人心理暗示，给人力量。”
刘振江也是山西人。他经常开车去远郊玩，村道乡道的路边，有时候一拐弯，就在路边几米的地方，一个或几个墓碑突然就杵进了视野，他会赶紧侧开目光，不看。不看墓碑，更不看上面的照片和文字，是他的小秘密。
谢玉波吃午饭的时候，喜欢在手机上看小说，有人凑过来，他会赶紧锁屏，若无其事。我瞄到一眼，他看的是《长生不死》。
他们都无法解释这些小秘密，并不是恐惧，但又比常人纤细敏感。如果没有罪恶，没有杀戮，他们的秘密，会跟我们一样，仅仅是藏进鞋底的一卷私房钱。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刘振江、谢玉波和王小伟（从左至右）在致伤工具上提取物证
所有现勘法医，都会有一个时刻，是“死者”，或者是“凶手”。
一条穿越农村的公路上，躺着一个像在熟睡的醉汉。大清早的雾霭罩下来，清扫路面的人走近了，才发现不对。人已经没有气息，地面、护栏、行道树、路基下的排水沟、田坎……来来回回到处是血迹。
李卡纳勘查了现场。在各处血迹的附近，有烟头、烟盒纸、餐巾纸，经检验都属于死者。死者手掌裂创，腹部大裂创，一个悲惨的现场。普通人都会觉得是凶杀，法医们说不是。
桌上的4个空烟盒像堆积木一样，叠在电脑前。这是现勘回来的次日上午，9个法医，3个小时的口粮，见底了。老规矩，所有现场，出勘法医回来后都要迅速把搜集的各种资料、图片做成PPT，整个法医科当日在单位的全员查案。
法医科科长夏鹏经常会挖一个小坑：即使案件已经告破，他还是不讲答案，甚至在提问的时候故意干扰一下主流思路。大家都在PPT里重新勘查一次现场，脑力激荡，各讲各理。
法医有一整套复杂的技术分析系统：通过两处裂创的生活反应推定受伤先后顺序；血迹可推定死者生前经过、停留信息，合并其他物证，可重构死者当时的行为逻辑……最终一点一点串起1号到N号物证牌之间，死者的行动路线、方式。
这是重物碾压导致的致命伤害，是一场交通事故，不是凶杀。
周洋胖，说话走路都是法医科最慢的人，但每句话之间逻辑衔接，像木匠老师傅打的榫头，稳，结实。他开始进入死者视角，从手掌受伤开始重构现场：致伤工具是什么？受伤后行动路线是什么？45度倾斜的排水沟，根据血迹，死者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在哪些地方停留时间较长？重新回到主公路，最终在哪里遭受意外？车辆行驶方向是什么？当场有无停留？
研判室关着灯，只有投影亮着，那个死者像复活了一样，跟着周洋的讲述重演了这个致命的夜晚，一路走，一路流血，几百米内的死循环。
一个潦倒的中年人，在一个寒冬夜晚的命运，在烟雾的那一头，传送门的另一边，无法逆转。
每个法医的脸都藏在香烟腾起的雾中，看起来冷，硬。提问也平静，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人听起来，瘆，不近人情。
真相从来不讲人情。比如与此案相反的，是伪装成事故的另一起案件。
也是一条乡村公路，路边的荒地、草丛，蔫哒哒的。路上人烟稀少，隔很远才看得到农家的房子。
终于有过路的人，发现路边草丛，倒着一辆摩托车，再看，摩托车下压了一个人。死者是个中年男人，头部有严重损伤，脸上血糊糊，看不清。
太像是一场交通事故了——摩托车被迎面撞起，车和人都飞出去，被巨大的离心力甩到路基外的草丛中，人被摩托压在下面，头部受伤。可能也有短暂的意识，但已没有能力求生。
也是李卡纳去勘查的，他说不是事故，这是一场谋杀。
法医科的研判室又开始腾起新一轮烟雾。交通事故造成的颅骨损伤，与其他钝器造成的损伤有很大区别，致伤工具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死者的头部损伤，放大看，显然是钝器导致，法医们甚至可以准确描述出，是什么形状、质地、大致质量的钝器。
另一个关键信息是，死者死亡前不久，购买了高额车险，受益人是亲人。
案子破了。这个跑摩的男人，在死前的最后时刻，都不知道是亲人想要他的命。人间的关系，有太多寂静岭上散不开的浓雾，彼此之间都看不清。
▲李卡纳终于在掘地三尺之后找到重要物证
有时候，法医也是“凶手”。模拟凶手那样去杀人。侦查实验，在影视剧里，往往被称为“双面法医”。
夏夜的同康路1号，静得像在山里，半个巴掌大的飞蛾呼啦撞击办公室的灯，一惊一乍的。白色灯光透着寡淡的冷，杨小城一个人在办公室，拿一把打开的瑞士军刀，用刀背戳自己，肋下、肩膀、胸口、脖子……一边戳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从门口看过去，他背后是窗外的黑幕，幽幽的巡逻灯无声地闪过。
上午杨小城出勘的现场，两个同室居住的男子，甲杀害了乙，然后自杀。案件发生在头天深夜，万物熟睡的时刻。两个死者，凭什么说是甲杀害了乙，而不是相反？
死者已逝，活着的人咬牙说，就要一个真相！他们是他们的亲人，他们记得那些再也不会回来的爱和笑。
依据来自科学实证。乙身上十几处裂创，哪些可以自主形成，哪些不能，每一处伤口刀口方向是什么，行为人握刀的姿势是什么，正手还是反手……每一处信息都有指向，每一个指向都逼近唯一的真相。
我说法医你把刀换成笔吧，打开的刀子容易误伤自己。杨小城不以为然笑了笑：“用笔看不出来刀口方向”。他继续挥舞，我马上往后退了大半步。
根据调查，两个人曾经是好友。甲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摸黑行凶。友情是在什么时候破碎，碎片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扎进了心灵的最深处，滴血成恨，最终酿成了悲剧？这些往往是证据解不开的部分，是人文学科的部分。
我问过法医们，这个工作总是要潜入人性的黑潭里探查，如何让自己采光？
每个人都没有直接回答，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
▲巩强（左）和王小伟（右）把待检尸体拉出来，接下来他们会走向解剖室，揭开一个死亡的真相
世间有八百万种死法，就有八百万种侦查实验。巩强做过一个自杀实验。
秋冬的长江和两岸，是一条沉甸甸的铅灰色飘带，铺向天空的那一头。一具混着泥沙的铅灰色的尸体被水流冲到了枯萎的草丛中，尸体的胸腹、上臂、裤裆等部位共绑缚着10块石头，大小形态各异，总重量超过了25.5公斤。绳索走线方向混乱、复杂，打结上身紧，下身松。
侦查获得的各种证据都不支持是他杀。自杀？怎么可能？人怎能以这样的造型，对自己五花大绑，沉重的躯体还能自主行走到江中？
巩强沿着江岸一直走，一路寻找跟死者身上材质相同、形状接近、数量一致、总质量相同的石块。
他按死者身上绳索的走线方式、石块绑缚的位置、绳结的松紧程度，全程一个人，在自己身上，原版复刻了死者被发现时的状态，并缓慢移动，证明自己可以完成绑缚和沉江。
那是个绝望的中年男子，但若把时间再往后推半年，光线就能照进生活，只是他不知道，就这样决绝地沉落。
巩强绑完自己的时候，心情复杂。确认答案的时刻，对大多数人是good，对法医来说，不一定。
绑石头沉江，证据不会消失。有的罪恶，会以清洗、丢弃、损毁的方式去消灭证据，但证据举头三尺，它看着你。
▲巩强在身上绑缚了10块石头，超过25公斤，全部独立完成，原版复刻了死者被发现时的状态，用侦查实验证明了死者是自杀 警方供图
一个水库边的夜晚，荧光幽幽，一位老人被杀害的证据浮了上来。
水库背靠山梁，面朝更广阔的开发区域，远景中的房子在一天天生长，水库边躺着的老人，从这一天起，再也看不到未来成片连天的样子。
李卡纳到达现场的时候是傍晚，他测了水库的水温，又记下了当天的气温。尸体颅骨被砸成几十块碎片，身体已经呈巨人观，被气体胀满。根据腐败程度，死者已经死亡两天以上。前两天下过雨，痕迹似乎消失了。
水库边不是老人遇害的第一现场，他是被拖拽到水库抛尸的。必须要找到抛尸的路径，获取一些关键信息。
法医们有方法，可以让隐藏的证据浮现出来，但要等到天黑，伸手不见五指那种黑。
夏天最后一缕残红沉进了水库，水面没有风，安安稳稳地铺平。霾重，月光穿不过来，正好。
李卡纳和痕迹的同事，打开电筒，把“手里的秘密武器”摇散，喊了声，“走”。几把电筒、手机光源同时关闭，周围突然一黑，像泼天的墨扣下来。
李卡纳沿着推测的抛尸路径喷洒过去，我看到罪案影片里的那一幕：幽幽的荧光蓝，点状、圆团状、条状，沿着房子门口的泥土、草丛，一闪一闪通往水库。
那是血，死者的血。
刑警在拍照，除了镜头的声音，几乎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从那条蓝光带上，看到了那个同样的夜晚在回放，看到了凶手慌乱凶残的动作，停留、转移、掩藏的路径，和另一个生命的永别。
致伤工具是另一个关键点。李卡纳有些执拗的坚持，他要把破碎的颅骨拼回去。老人的颅骨太碎，被钝器重击成几十片，解剖的时候，碎成了胡乱的一堆。囫囵的死因好说：大质量钝器造成的颅骨机械性损伤。但这不够：具体是什么钝器？击打的位置和顺序是什么？哪一处伤是致命伤？这需要把颅骨拼接还原，观察骨折线。
人骨拼图，是在法医科二楼的实验室完成的。李卡纳和周洋两个人，前后用了两周。
蒸煮过的颅骨，去掉了软组织，颜色变深，凑近了，依然闻得到臭。骨片有厚度，裂口形状在正反两面也呈现细微的不同，最小的碎片直径只有两三毫米，几十片，颠来倒去，毫无头绪。
实验室的空调调到了最低的22摄氏度，我觉得冷，周洋还在飙汗，衣领很快湿了一圈。
两个法医拼颅骨的时候，很少说话，空荡荡的实验室却有一种紧绷感。像是那个死者，在无声地讲述一些事情。
每拼好一块，他们会给自己一个小欢呼，又马上抓起下一块。看不见的致命钝器，渐渐浮现在颅骨的上方，人字缝，矢状缝，骨折线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法医的眼睛，看到了一幅图。
案件破了，是游手好闲的熟人青年，为一点钱财的临时起意。老人生前跟凶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招呼他吃自家李子树摘下来的新鲜李子。
这个拼好的颅骨，至今放在法医科的实验室里。因为缺损几块骨片，有一个黑森森的洞，像来自深渊的凝视。李卡纳有时候路过，会从窗外看一眼。
▲嫌疑人清洗过的血迹，法医喷洒一种试剂，隐血会重新浮现出来，幽幽蓝光是死者的血，也是犯罪的铁证
谢玉波曾经最焦虑的时候，一周没有回家。以前为了破案，他把头发剃光，在脑袋上画来画去，看损伤，看骨折线，那次不行，那次是碎尸案，死者身份不明。
那是一片城乡接合部的野地，大量尸块不规则抛撒，高度腐败，农家散养的狗衔走了骨头。有价值的信息太少了，唯一能确认的是，死者是一个男性。
重庆命案侦破率，近年保持在全国前列。数据背后都是人，无数人的无数个小时，昼夜不计。每个法医，每个刑警，都有同一种怕，怕自己掉出这个数据以外，成为孤零零的那个“未破”。
谢玉波很慌，命案前期的压力都在技术人员身上，给侦破提供的方向不能错，毫厘就是千里。可是方向在哪里？死者是谁？
法医科根据骨骼等信息，分析死者年龄，差距最大达到20岁。这是被特殊处理过的尸体，信息误差很大。“入职多年，我是在这个时候对自己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谢玉波总觉得自己少捕捉了一点什么东西，就那么一点点。
那些天，他失去了生物钟。吃和睡，有时在一个查案的缝隙里，有时没有。他座位的前后左右，杨小城、宋若冰、周洋，轮流陪他加班，查资料，做比对。一周下来，谢玉波瘦了10斤，泡乎乎的两颊，开始有了骨骼的形状。
有一阵，谢玉波眼里全是蛆。他每天都盯着死者身上的蛆虫大图看，对比各种资料上的蛆虫，从蛆虫的生长去倒推抛尸（死亡）时间。悲剧的是，谢玉波是法医科狂热的米饭热爱者，对一粒粒白米饭的爱，远远超过各种菜品。讲到这里，他突然警惕地摇头否认：“不不不，我没有这样去联系，我没有……”
总会有一条小路通往真相，那一点点最关键的信息，是牙齿。
死者有假牙，法医跟侦查部门一起寻找，周边43家可以做假牙的机构，一家一家筛查牙齿建模。抓到凶手的时候，他还在那间杀人分尸的屋里住着。
两个打工的中年人，租住在一起，都是些生活龃龉，谁业务好点，谁脾气大点，犄角旮旯，柴米油盐……法医看过太多这样的“五毛钱”杀人，恶有万千种形态，而杀人的，总是对生命极端冷漠，对他人，也对自己。
真相不会消失。沉下去的会浮起来，抛撒开的会重新聚拢。讲那些处心积虑的谋杀和毁尸灭证时，周洋幽幽接了句：“高智商杀人？呃……不要妄想以一人之力对抗一个团队的整体智商和经验，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杀手智商高过我们。”
谢玉波稍有不同：“杀人本身，就是低智行为。”
▲法医科全员查案
无论多么复杂缠绕的推理小说，都会有同一个铁打的价值宣示：正义战胜罪恶。而通往这个价值终点的过程，是智力比拼。法医这个工作，几乎就是一本一本推理小说的复刻——在现实版的浓雾模式中，准确找到关键点位，一颗一颗布下北斗七星，最终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天罡北斗阵，豁然开朗。
因此，法医们面对的其实不是尸体，而是尸体背后的人，人的逻辑、心理、情感。
偏远农村的夜里，一对中老年夫妻死亡。连通屋外的两处门都关着，一处有抵门杠，另一处被救援者撞开。门后的狭长通道有板凳，板凳上有锅。女子死在饭厅门边，身上有四种工具导致的损伤，男子死在厨房地上，头和手有至少两种工具造成的损伤。根据勘查检验，一共有四种致伤工具：螺丝起子、羊角锤、普通切菜刀、大质量砍刀。
是第三人作案？密室杀人？还是杀人后自杀？谁杀的谁？用的什么工具？先后顺序是什么？
这是以前周洋出勘的一个现场，是一个完全依靠现场勘查和法医学知识，通过严密的逻辑，进行复盘的案件。
墙上投影亮了，研判室灯灭，声音像从屋顶传来：“天黑请闭眼”——
“根据死亡时间推定，这是夜里发生的案件。多种致伤工具的使用，可看出杀人者有更换工具的过程，为什么工具会更换？为了更趁手，越换越趁手。这一过程也可看出整个案件不是瞬时的，而是一个延续的过程。”
“当天晚上，夫妻两人发生了争执，从卧室被翻动的痕迹，和存折上显示的信息看，疑似为钱。最先发生肢体冲突的位置，是在妻子卧室，在争斗中丈夫用疑似撬锁的螺丝起子，戳伤了妻子头面部一处。孔状伤口可证。”
“妻子抓起羊角锤，敲击丈夫头部还击，有平面一侧接触丈夫头顶部，月牙形表皮伤和脑硬膜圆形凹陷可证。由于女性力量较弱，或不想致对方于死地，因此未造成颅骨骨折。”
“丈夫夺过羊角锤还击，此时工具转向，羊角面朝向妻子，头部四组对称性伤口（羊角）可证。”
“妻子向屋外逃跑，沿途滴落血迹可证。走到其尸体发现位置，即饭厅门边的时候，丈夫拿了切菜刀追上来继续砍击妻子头部，造成妻子头部第三种伤口。此时妻子因受伤体力不支，倒地。地上血泊可证，倒地停留有一定时间。”
“丈夫回卧室翻找东西，推测是钱或存折，推测心理疑似两种，一种为逃跑，一种为送医。”
“丈夫返回妻子倒地处，并将妻子扶起，坐地，背靠在门上，门上扇形血迹可证扶起过程。妻子救治无望，但推测尚有一丝气息，丈夫回到厨房，拿砍刀砍杀妻子脖颈处，造成动脉、气管横断。妻子死亡。”
“丈夫回到厨房，在对自己脖颈处反复试切后，选择了砍切自己手腕自杀。”
“现场没有第三者进入，抵门杠完好，门后通道的板凳和锅，是主人的防盗设计。”
侦查员最终的调查，印证了周洋的复盘。妻子对家庭财务控制极严，丈夫又很爱喝酒，那是春节前，是人们都喜欢喝两杯的时候。
复盘完成，周洋说了句：“不过……我觉得……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杨小城、李卡纳、周洋、宋若冰（从左至右）在解剖室工作，重庆的天气，从春天开始，防护服里就开始像一个浴缸，积满了汗水
“精神上经历过兵荒马乱的人，事后大多沉默……”法医科的人大多是朋友圈的隐身人，他们偶尔点赞，几乎不发言。
死亡从来不只是九画写成的两个字。
宋若冰做完解剖出来，第一件事情一定是给妻子打个电话。解剖那几个小时，法医都是处于失联状态的。他和妻子女儿，甚至不能忍受几个小时的“失联”。
夏天的一个中午，办公室只有我，他说：“我不能想象，以后女儿长大了，慢慢有自己的圈子，自己的世界，而我逐渐退得越来越远……我没有准备好，永远都没法准备好……”女儿还在读小学，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从他眼里看到一种老年的苍茫。
他对自己有奇怪的代谢要求：从来不吃午饭，不午睡，像在坐禅，中午是他的苍茫时刻，一中午要给女儿打好几个电话，聊天，视频讲作业，有时候看看手机里女儿跳舞的视频。
宋若冰不会使用微信付款，以及任何网络支付、手机银行。科里女同事梁黎有他妻子的微信，需要交任何费用，梁黎直接找嫂子，参加比赛得了一点奖金，梁黎也发给嫂子。这让他显得非常复古。
后来谜底稍稍翻开一角：宋若冰每年都会倾尽这一年的结余，给女儿买下一个不会过期的礼物，从未间断，他要在女儿成年的时候一起送给她。
闫伟是整个办公室最沉默的人，行踪神秘，唯一确定可以找到他的时间地点，是下班后的篮球场。同一间屋子工作两个月后，我们才开始有了第一次交流：
“你是学中文的？”他问
“嗯。”
“讲点你喜欢看的书。”
一个法医正式开始采访一个记者。但很快我们又不知不觉交换了场地：他讲他喜欢的导演是枝裕和，讲他喜欢的小说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贾平凹的《山本》，给我推荐日本纪录片《中国铁路大纪行》。
后来某天凌晨三点半，他给我打了一个紧急电话，只有两句话：地点、路线。所有客套、人情藩篱都在这10秒里消失。那个雨夜的凌晨出门，我想起周洋说：闫伟是那种人——他说他只能喝四杯酒，就一定会喝完，你要再让他多喝一杯，他真的就倒了。
▲唯一确定可以找到闫伟的时间地点，是下班后的篮球场
从同康路1号的院子看出去，缙云山脉四季常绿，风会吹来草叶、树枝的气息，吸一吸，整个肺里都是缙云山。早上上班的法医，相遇的时候点个头，一个问：“你值班？”另一个笑着答“国泰民安。”
这像是他们的接头暗号：不要有死亡，不要有现场。
杨小城跟闫伟在办公室算是同桌，一个静，一个动。没开工的时候，杨小城似乎永远在唱歌：去食堂的路上、爬上值班床的上铺铺被子、早上推开办公室的门……他唱李健，唱他喜欢却永远记不住歌词的民谣。这个时候，法医科不像研究死亡的地方，清风明月，少年锦时，死亡很远。
那个夏夜，杨小城用刀背扎自己的那个侦查实验，以及后来他的讲述，让我想起作家鲁敏《九种忧伤》里写的：每个人都如同一枚环形玉器，带有忧伤的缺口，它不被重视，它申诉无门。它在那里。
杨小城父亲离世的时候，他没在身边，当时他在外地工作，父母在重庆。他人的死亡和亲人的离世，是不同的生命教育。
所有贫困少年的励志故事都有一个刻进生命的镜头，他的镜头是：父亲在学校旁边摆摊，每次他得了获奖证书，父亲都拿在手里舍不得装好，买东西的人看了搭句腔，父亲就会高兴地讲，是儿子得的奖。
终于工作了，父亲查出癌症晚期。回重庆的时候，他特地带了一身警服：父亲从来没见过他穿警服的样子。老人是在他回单位的路上离去的，眼里最后的影像，是儿子笔挺端正的样子。
从那天开始，杨小城觉得心上缺了一个小角。他是从对母亲的迁就上意识到那个缺角的存在：母亲碎碎念，让他去相亲，赶紧结婚，从早上念到晚上，吃饭都没停，念叨了整整8个小时。他没有顶撞一句。他记得父亲离世时他跟自己说：“爸爸走了，更要对妈妈好一些。”
这句话说得特别慢，时间跨过零点，新的一天开始，窗外依然是黑夜。杨小城背过身，用手掌按住眼睛，深深吸气。这跟白天在解剖室那个麻利高效的法医，那个吃饭都在唱歌的法医，不是同一个人。
天亮的时候，他又会笑着说：“我爸没给我把名字起好。”“小城？哪里不好？”
“邓丽君有一首歌，《小城故事多》……”
▲杨小城身后的颅骨，是法医科的历代法医在工作中搜集的无名颅骨
周洋下班后只有三件事：喝酒、看动漫或者打游戏、把狗洗干净鼻子杵进狗毛里吸狗味。这是女儿降生之前，降生后，第三条换成了把鼻子杵进娃娃头发吸娃。现在下班后约饭，他会说：“你们先吃，我要先回去一趟，吸吸娃。”
夏天的时候从解剖室外的玻璃窗看过去，会看到一个白色的解剖服撕得稀烂的周洋，腋下、大腿、后背，巾巾吊吊，看得人悚然：解剖室里发生了什么。
解剖服像生化防护服，全包围，不透气，不吸水，夏天出汗多的，汗水顺着衣服内壁流淌，多站一阵，地上就是两摊水。周洋受不了人在衣服里泡澡的感觉，撕了破口透气。
他体型接近“纯圆”，总是给人某种喜感，这让他找到了一种方式，讲死亡时举重若轻。比如，他认真地回答过一个问题：最不愿意出勘哪种现场？
“火灾，烧焦的尸体。那个味道……不不，不是臭，是香！你去过烧烤摊吧？这个气味是很严重的干扰，会让一个法医内心自责，我是来工作的……所以我更愿意在高腐的臭味中去工作。”
“还有一种是地面铺满了蛆，踩过去，吱吱脆响，又滑，那种触感从脚掌心传上来，肌肉都绷紧了，难受得很。”
总会有一个时刻，举重就是举重，无法若轻。
我唯一一次崩溃，是周洋抓住我的衣领，从水中捞起来，重新聚回元神。
死者是个男孩，还没上小学，被亲生父亲杀害。那个父亲，骗他出门去玩，一路带到僻静处杀害。男孩出门的时候多么开心啊，小书包装着喜欢的零食。他说想去河边玩，爸爸就带他去。他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看到这个世界最后的样子，是父亲杀害他的样子。
孩子的父母早已离婚，父亲有新的生活，嫌他是个累赘。
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高腐了，整个头部失去了形状。母亲来认尸，解剖室在长长通道另一头，母亲的哭声穿过通道，像一串串子弹呼啸着打过来，打穿我。眼泪会传染，如同人类的情感会传染。
眼泪在口罩下无声奔流，我被周洋抓进另一间空着的解剖室。
周洋沉默了很久，长久得空气像被水泥封住了，然后我听到他说：“都有这种时候。想哭就哭出来，不羞耻。”
我知道这个时刻，我们辨认出了彼此。
常红发不吃兔子，刘振江也不吃兔子。他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撞死了几百只兔子。
常红发戏称自己和刘振江是在大坪医院的实验室里，关了两年小黑屋。实验室在地下，没有窗户。他们做的一个课题研究，关于力学传导，要通过撞击机对动物活体的撞击，进行数据取样，在浩瀚的数据信息中进行分析比对，最终获得人体损伤鉴定方面的研究依据。
常红发最看不得别人流泪，但却硬生生在实验室里听了两年兔子的哀叫。
几年前母亲去世后，他愈发不愿意面对死亡。老家在山西，那时母亲已经脑死亡了，全家都在等他回家，等他来做一个决定：拔管。
拔管很久以后，他才梦到母亲，“她在前面牵着弟弟妹妹跑，我死活追不上，在梦里哭，哭醒了，一抹脸，手上都是湿的。”
这以后，他总觉得自己心肠在一点点变得更软，“甚至不敢一个人呆在解剖室。”他喜欢科研，科研是向高处摸索，向亮光处摸索。
他现在在做有限元模型：把人体用数字化表达，用几十万个点位构成人，可以更清晰地显示力的传导。
电脑屏幕上，一个三维的人体模型，在被棍棒击打后，脑部出现了清晰的损伤。这个受力过程，不是动漫设计，是常红发在几百张不同损伤的颅骨CT片里，一点点擦除和提取，获得关键信息，进行推算和编辑后，做成的模型。
一个人值班的晚上，仔细听，能听到窗外树叶落地的声音。他在这个系统里反复修改，填写，补充
来源：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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