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樊治国 ：大柳塔煤矿是怎样建成的

樊治国

樊治国在大柳塔煤矿“双先”表彰会上讲话

樊治国，1987—1992年任大柳塔煤矿矿长、党委书记，1992—1997年先后任华能精煤神府分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

同日本采煤队伍较量

我1965年应征入伍到酒泉导弹发射中心当部队的卫生员，1970年转业到韩城矿务局桑树坪煤矿。当时韩城矿务局建设的背景是珍宝岛事件发生，国家煤炭供应非常紧张。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韩城桑树坪煤矿。

我到桑树坪以后，由于当时矿上没有我在部队上搞的专业，我就改行当了掘进工。当时干部的粮食定额是每个月30斤，体力劳动者定量是每个月45斤，小孩定量是每个月20多斤，长一岁就要长一斤粮食定量。因为当时我家里比较困难，自己年轻，吃饭又多，我在机关30斤定量还觉得少，工资也低，只有下井工资高、吃粮多，我就选了当掘进工。1970年我当了一年掘进工，因为我文章写得好，后来还当了一段时间宣传干事，1971年被调到保卫科，在保卫科当了三年科长。1974年我又下到区队，当了支部书记，搞了一次大的会战。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广告意识。日本人有一批掘进设备，包括压风机、风钻、凿岩机等等，日本提出要在我们中国找个队伍比试一下。既然他们要挑战，我们就应战。同样的条件，同样的设备，看谁干得多。但是我当时就看上了人家那一套设备，因为咱们当时的设备一部分是国产的，一部分是苏联的，用土话说都有点傻大黑粗，确实比较笨重，特别是我们用的从波兰进口的一部分风钻，风钻本身就重七八十公斤，使用非常不方便。日本这部风钻只有40多公斤重。所以看上他们这一部分设备，就想要这套设备。如果比试要赢过对方，整个这套设备，压风机、风钻、凿岩机，包括提升设备，都能赠送给我们，所以我就搞了这一次会战。当时也算给我们中国人争了口气，22度下山，他们干了220米，我们干了326米。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甲级掘进队一年才干1000米，我们一个月就干了320多米。当时搞的这一次会战比较成功，所以1974年年底就把我提到矿上当副矿长，主管矿上的生产，我从这儿就开始从事煤矿管理工作。1979年，高扬文是煤炭工业部部长，为了提高煤矿生产效率，国家引进了国外100套综采设备，给我们韩城矿务局分了4套，都分到桑树坪煤矿。我在桑树坪煤矿那个时候当生产矿长，就开始接触综采。那个时候综采能力都比较弱，采煤机才170千瓦，支架阻力才440千牛。和我们现在没法比，我们现在都在15000、16000千牛以上，甚至有些矿像补连塔煤矿那边都达到20000千牛的支撑能力。采煤机装机功率现在都用的是2500多千瓦，那个时候我们用的采煤机才170千瓦，很小，但是当时确实提高了煤矿效率。在使用综采设备之前，我们一个采煤队一个月一个工作面能采煤10000吨，当时用了综采设备以后，我们每个月能达到90000吨，平均一年下来，加上搬家倒面，一个工作面一年能采到50万—60万吨，这在全国已经是很好很好的水平了。后来，随着采煤事业的发展，采煤机功率越来越大，支架的阻力越来越大，工作面也越来越长，所以采煤效率也越来越高。

我于1971年9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我受家庭的影响和部队的教育，加上身边的共产党员处处都给我们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我觉得我也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人，来实现父母亲对我的期望，更好地发挥在队伍里边的作用，所以我就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1971年我提出申请，9月份就得到批准，以后我就任了队里的书记。第一，我觉得入党光荣。第二，我觉得是得到了组织的认可。第三，入党可以提高自己，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要真真正正在队伍里边起到带头作用，特别是要有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情怀和使命。我们一批入党的4个党员参加宣誓。当时参加宣誓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一是自己经过宣誓以后有一份责任，二是我们这一批100个部队转业去的军人政治觉悟都很高，大家要互相影响，特别是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这是我们的主要责任。

大柳塔煤矿开工的第一炮

1985年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神府东胜煤田探明储量达到2236亿吨，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块煤田，占我们国家探明储量的14，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井田。

1987年陕西省政府决定，关中四个矿务局每个矿务局从技术力量上支持在神府煤田建一个矿，韩城矿务局建大柳塔煤矿，铜川矿务局建石圪台煤矿，蒲白矿务局建瓷窑湾煤矿，澄合矿务局建前石畔煤矿，哈拉沟煤矿由神木县自己来建，当时神府煤田一共要上这5个矿。另外还有一个矿叫杨家壕，那是米脂县建，后来因为准备得不是那么充分，杨家壕煤矿没上马。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后，就产生了到神府矿区工作的想法。后来李焕政找了我谈话，我就毫无顾虑地来到了神府公司。

刚到大柳塔的时候没有电话，我们用的是步话机。矿上一台步话机，神木指挥部一台，北京总公司一台，然后确定一个开机时间，开了机以后，我们用步话机联系和汇报工作。由于没有路，我们走四五个小时才能从神木到大柳塔。现在走的神木到大柳塔这段路当时还不通，要走中鸡那边绕过来，有时候车绕路的途中，不小心陷到了沙子里，还得拔草、推车，才能到大柳塔。那个时候就是没路、没有通信、没有吃的。

我们刚来矿区的时候带来38个管理和技术人员，还有4吨白面。我们提出“一不等，二不靠，三不埋怨，四不叫，埋头苦干往上搞”。就是要发扬吃苦耐劳、人拉肩扛，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当时大柳塔煤矿没有钱，由三方八家投资，其中陕西省，华能精煤公司，榆林地区，还有榆林地区5个县，都是我们的股东，结果是省、地、县都拿不出钱。

煤炭资源这么丰富的矿区，要开发却没有钱，后来没有办法，我就找建行贷款。当时建行的行长叫蔡润兰。我说：“大柳塔矿都列到国家重点项目里边了，我不愁给你还不了钱。”她说：“好，给你贷款200元。”我贷了200万元，把临时设施盖上，把两个井筒干下去。到年底，精煤公司领导来检查工作时说：“这个矿一分钱也没给，井筒就打到位了，现在出煤了，我们不支持这样的矿，那支持谁？陕西省给不给钱无所谓了，我精煤公司直接给你拨款。”当时就给了我们1000万元，还了200万元的贷款。

到1988年上半年，我们就有了充足的建设资金。我们一边搞临建设施，一边搞设计，当时大柳塔煤矿的设计还不完善。前期到达的38个人大概是这么分工的，有的协助设计院搞设计；有的到井田的小煤窑调查；有的到老矿区求助一部分设备，像风钻、挖掘机等等；有的从事劳资管理工作。这部分人被称为支援神东矿区建设的“38军”。

随着基建规模的扩大，又从韩城调来了129名技术工人。这样就产生了大柳塔煤矿的“129 师”。这129个人来了以后，才成立了3个掘进队，围绕这3个掘进队再成立运输队、机电队，才使这个矿的筹建架子真正地搭建起来，同时具备了开工条件。1987年9月20日，我们在井口放了第一炮。

为什么这么积极地放第一炮？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责任感，我带领着一个团队，而且又是在矿区开的第一炮，我们这个头必须带好，就是不等、不靠、不要，埋头苦干，向上搞，就这个精神贯穿我们这一段工作的思路。开炮那会儿，我们设计的是120万吨，当时这120 万吨设计是4套滑移顶梁，但我们来了以后，把这个设计改变了。因为我搞了那么多年综采，现在返回去再去搞滑移顶梁，而且这么好的一块煤，滑移顶梁根本采不了这么高，要丢一部分煤，这种设计工艺本身就是落后的。所以我就提出来，我们要搞综合机械化采煤。根据当时我们国内的煤炭生产水平，搞一矿一井一面，就是一个矿一个出煤的井口一个工作面，就准备一个工作面就达到120万吨。后来到1988年6月份，大柳塔煤矿搞初步设计审查。大柳塔煤矿初步设计审查的规格非常高，由能源部副部长主持。他当时说这么大一块井田，120万吨100多年都采不完，不能搞120万吨，得搞300万吨，把大柳塔煤矿改成了300万吨。

1988年开工建设的第一个井工矿井口——大柳塔井

后来何永久总经理来了以后，根据我们当时提出的一矿一井一面这个思路，提出了高产高效的发展思路，决定引进国外设备，提高我们煤矿的装备水平。大柳塔煤矿从1989年何永久来了以后，才向高产高效这一个思路进行完善，就是在原来的思路上要进一步提高高产高效水平。我们又提出来高起点、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最后对矿井生产的具体做法提出了“四化”，就是采掘机械化、运输皮带化、辅助运输胶轮化、机关办公自动化，用“四化”来保障“五高”，大柳塔煤矿一直走到现在就是顺着这个思路发展的。

大柳塔煤矿当时的规格很高，能源部开基本建设会议，邀请大柳塔煤矿的代表去做现场介绍。我们的高产高效思路得到了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的认可，邹家华特批给我们大柳塔煤矿外汇额度，大柳塔煤矿才有机会进口国外这套设备。因为要搞高产高效矿井，对大柳塔煤矿的设计进行了根本性改变，把滑移顶梁改为综合机械化采煤，把综合机械化采煤改为一矿一井一面思路。整个思路连贯起来发展并加以实践，为之后神华煤炭事业取得这么好的经济效益，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奠定了基础。

神东公司对我们国家煤炭事业最大的贡献就是走了“高产高效”这条路，改变了我国煤炭企业装备差、煤矿工人劳动强度大、安全事故频发的局面，对中国和世界煤炭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难忘的故事

建设大柳塔煤矿过程中，有许多艰辛和感人的故事。我们白天属于什么工种，我也说不清楚，汽车运来东西我们就是装卸工，下了井我们跟掘进工一样干。特别是要给矿上拉一趟临时线路，完全靠我们自己，从矿长到工人，就是我们这几十个人，拉上电线杆子一个一个把它立起来。到1987年，大柳塔煤矿的临时线路就架起来了。第二年，我们还利用休息时间，给双庙梁和訾家河这两个山头各家各户的农民把电送上。我们和当地群众的关系很好，所以我在矿上那5年，农民没有找过我们的事儿。我们的工作很顺利，大家都很配合。

大柳塔煤矿有一名党员被选为精煤公司的党员代表，同时参加了华能精煤公司的第一届党代会。他叫刘乾丙，是一名电焊工，他是大柳塔煤矿当时这些工人和党员里面的一个杰出代表。这个人不分分内分外，不管时间长短，也不管工作日还是节假日，都任劳任怨地工作，是一个真正的老黄牛。矿区筹建期间，电焊任务相当大，工作干不完不能离开现场。特别是1988 年11月份，已经非常冷了，但是大柳塔煤矿出的煤卖不了。那时候对煤的要求比较严，粉煤是粉煤，块煤是块煤，达不到筛分程度客户就不要。所以我们要在井口搞一个筛分系统，刘乾丙上去以后两小时就冻得受不了，所以上去焊一会儿，就得下去底下烤一会儿火。当时矿上人很少，技术工人更少，就他一个电焊工，硬是靠他这么一个人，靠他的吃苦精神，靠他良好的技术，用了几天时间把筛分系统制成，保证了矿上正常生产，保证了工程煤的正常销售。后来他被评为大柳塔煤矿的劳模、优秀党员，还当选为精煤公司的第一届党员代表。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就是筹集建矿资金。1988年12月份，我要去神木，天气太冷，汽车在途中熄火了，于是我就和司机配合，让司机在车上打火，我下去摇车。结果一不小心，摇车把子回火打在我的胳膊上，直接把左臂打骨折了。为了争取时间，我坚决不去医院治疗，找来两块木板，把骨折的地方简单固定后，继续赶路。双庙梁村里一位老乡看到这个情况后，将全村仅有的9颗鸡蛋送到我面前，对我说：“你这股子劲头，让我想起了红军的‘长征精神’。”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对得起老乡们对共产党员的殷切期望，要在大柳塔煤矿干前人没干过的事。

那个时候食堂里边没有自来水。大柳塔煤矿不远处有个小水池，当时那个水也挺干净，没有污染，我们就吃那个水。我们从领导到职工每天一个人要到水池子挑两担水。特别是到了冬天，水池子上的冰冻得不是很厚，体重轻的人站到冰上舀一桶水很容易。我们有一个副矿长丁文艺，他体重是100多公斤，他站在冰上，把冰给踩塌了，人一下就掉进冰窟窿去了。从冰窟窿里爬出来后，他还舀满水往回担，刚走了不到50米，裤腿就冻成硬的了，就走不动了。大家把他抬到宿舍里边，赶快给他化冰，给他换衣服。到了第二年，我们把水泵安上去，就有了自来水了。

我作为矿长、党委书记，定下一条铁律：“全矿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白天与员工干活，晚上办公。”搬砖、挑水、铺电缆、打扫卫生……这些活我都会第一个上，而且每一项工作都是大家齐心协力来完成。为了矿井建设顺利推进，我们把自己的十八般武艺全使上了。当时，矿上有一台吊车，要说这开吊车还真是个技术活，没人会开，因为我是矿长，我就去操作。为了保证安全生产，吊装的活儿我一个人干，先是从8吨的重量开始尝试，后来递增到25吨的重量，就这个棘手的营生，我硬是干了一年多。直到矿里培训出了两名吊车司机后，我才从吊车司机的岗位上放心离开。

我们白天下井，既当掘进工，也当机电工，有时就成了轨道工，白天忙完还不算，到了晚上四个矿长一个办公室，处理自己工作上的事，包括设计上的问题、预算上的一些问题、设计变更的问题等等。我们都是晚上加班干。没有桌子，几个人就趴到床板上办公，直到做完了，大家才肯安心地睡觉。我们不分昼夜，不分节假日，一心扑在工作上，决心一定要把神府煤田搞上去。

筹建中的大柳塔煤矿

1988年，安装管路，矿里运来了一批法兰盘，但是和管子不匹配，不能正常投入使用。那时，由于条件有限，矿里没有车床，只能拉到神木县城去加工。出发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和司机两个人都去，座位上就得少装几十个法兰盘。于是，我独自开车，装着288个法兰盘赶到神木。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神木只有运输公司有一个车床，加之道路难走，等我到了以后，运输公司已经下班了。我提出多给些加班费，由于天气太冷，工人们拒绝了。但这也并没有难倒我，我年轻时爱钻研技术，车铆电焊、车床、刨床、铣床都学过。我就和负责人商量，租下了这台车床。当天下午，我连一口饭也没顾上吃，就自己上手，抓紧加工起来。一整夜，我没合一眼，没休息一下，凌晨5点钟把288个法兰盘全部加工完毕。之后，我回到了贺谋德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有两张床，我在那儿躺了3个多小时。到8点上班，人家帮着我装法兰盘，一看这一大堆法兰盘，这些人都很吃惊地说 ：“你这一晚上干的活比我们一天干得都多，你这么干让我们以后的活咋干呀！”我说你和我不一样，我有压力，我这不快点把管路安上不行，地面已经冻了几十公分了，我们都是掏洞洞去安装这个管子。为了不耽误矿里的正常工作进度，我就开着车赶回大柳塔。有了这288个法兰盘，700多根管子很快便接通，保证了矿井施工需要。员工们看到我不分昼夜地工作，简直像是拼命，就给我起了个绰号“拼命三郎”。

那个时候在矿里用的是农电，供电极不正常，一会儿有电一会儿没电，来了电以后才能焊法兰盘。没电了，我们就睡到电焊机旁边，一来电电焊机嗡嗡一响，我们就醒了，马上起来接着焊。煤矿所有的工种我都干过，车床也能干，吊车也能开，焊机也能焊，车也能开，挖斗机也能开，钻也能打，煤矿上所有的工种我没有不会干的，没有不能干的，没有干不好的。

当时，公司买了一个80吨的汽车吊，运回来以后，怎么弄也不起吊。后来企划部张福民建议找我来开，我到那里一看，是辆外国车，保护比较好。我一看，只有把汽车轮子用千斤顶支起来离开地面，才能起吊。我就到那儿把千斤顶一打，汽车轮子升起来，吊吧，上去一吊就成功了，我觉得只要用心，问题就都能得到解决。

大柳塔煤矿是培养煤炭人才的摇篮

我刚来大柳塔的时候，在工人里一共有13名党员，工作中遇到难事、比较重大的事、要做思想工作的事，都要靠我们的党员。当时我们和榆林这边的党委还没接上组织关系，因为我们的上级陕西神府煤田开发经营公司没有设立党委，大柳塔煤矿党的关系接不上，上边的文件看不上，我们这一块消息很闭塞。一开始还保留着在韩城的组织关系，1988年向榆林地区党组织申请把党的关系转移到榆林地区党委。

为了成立党委，我亲自找当时的榆林地委书记李凤阳。李凤阳让我找到榆林地委组织部。组织部的负责人冯永刚对我说：“你们大柳塔煤矿成立党委，把你们的党组织关系直接挂到地委就是了。”那时候我们是矿区第一个和上级组织榆林地区党委联系上组织关系的党组织，我是大柳塔煤矿第一任书记。神府公司党委建起了以后，我们的关系才归到神府公司党委。

我为什么要主动建立党组织？因为当时建设任务那么紧张，特别是在建设期间对干部的管理得有一个监督机制，如果没有一个党委，全都是我们搞行政的天天盯生产、抓生产，就会忽视人员培训，忽视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忽视对干部的监管。当时我们也出了不少问题，我们一些采购人员外出采购东西，有的人走到半道了给他家里放点儿。我们一天这么忙，就靠我们这几个行政领导，连这些事都去管去？没有个党委，没有纪委，没有这一部分人来配合，我们这行政工作也抓不好。所以我们要早点把党的关系建立起来，一是上级一些精神我们能及时学习，能够掌握领会。二是我们党委这一块和行政配合就能两手一起抓。

大柳塔煤矿党组织建立起来以后，主要是抓干部的作风，抓职工培训，那段时间也是大柳塔煤矿走向良性循环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阶段。我们当时党委也抓基础、抓基层、抓基本功。一个队一个支部，而且都有专职的书记。

当时我们对廉政这块抓得非常严，我们有一个技术员，到人家工队吃了一顿饭，我们罚了他10顿的饭钱，还让他做了深刻的检查。我们领导也绝对不会相互吃请，否则要进行处罚。实际上这也是对领导的一个约束，对职工都这么处理了，领导还能去参加这些吃请吗？另外由群众再对干部进行打分考核，使这些干部都在群众监督之内，这些都是由党委来做。干部连续三次考核是末位的就要受到处罚，我们大家都在群众监督之下。我们曾经有个科长，三次考核，因为群众打分低，就被免职了。

大柳塔煤矿第一届矿领导班子（左三为樊治国）

大柳塔煤矿为矿区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从矿院招的学生来了以后，首先在矿院进行英语强化培训，培训完以后再到国外培训，国外培训完了以后，回到国内山西潞安王庄煤矿等地实习，达到能够独立生产作业水平以后，才能到大柳塔煤矿上班。

因为大柳塔煤矿当时要引进国外设备，必须有高素质的人来进行操作，如果把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拉上去操作现代化设备，一旦操作不当就会出问题。我们感到必须为大柳塔煤矿培训一批高素质的人才。一个是技术素质，另一个就是人的政治素质。不抓好这两块，怎么能操作设备？怎么能达到高产高效？正由于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大柳塔煤矿才为神东矿区乃至煤炭企业培养了大量的管理人才。有将近200人是从大柳塔煤矿走出去的。这就说明我们党组织不仅抓工作，而且还抓素质；不只提高了技术，人的素质也提高了。大柳塔煤矿不愧是煤炭人才的摇篮。

多经公司的几年

1990年以后何永久总经理提出大柳塔煤矿要实现高产高效，定员600人。公司多次开会，觉得分流人员的问题不好办。那时候我已经从大柳塔煤矿到公司当总经理助理了，我提出搞第三产业，把人分到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就是多种经营，主要围绕矿区基本建设建立了水泥厂、建材厂、劳动服务公司、锚杆厂、金属工件厂、彩印厂、运输公司，后来还建了一个小煤窑。当时定了“四自原则”，就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银行贷款，建了这么多厂子。到1998年我调离时，多经公司已拥有了1.3 亿元的资金，解决了1100多名家属子女的就业问题，还帮助安排了公司顶下来的7种人，保证了主业走高产高效这条路。这主要是为了配合公司的三条线管理 ：主业一条线，生产服务一条线，生活服务一条线，形成我们神东现在这个大的格局。

来源：神东煤炭集团

来源：国家能源集团神东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