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发行量最大的《星期日时报》资深记者卡尔·菲尔普斯到访深圳时，到罗湖棚改现场探访。约翰内斯堡有大体量棚屋存在，问题久拖不决，全球众多的城市受困于部分居民居住环境恶劣这一现状。深谙此事的菲尔普斯惊讶于罗湖棚改的速度与效果，认为深圳此举即便在全球城市治理实践中，也是值得竖起大拇指点赞的了不起的成就。
长篇报告文学《家园——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的治理的思考》（以下简称《家园》）中，记录了这个南非记者的感受。“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时间结点上，我想具体化、形象化地展示治理‘城市病’的一个中国路径”。其作者杨黎光说。
10月24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深圳市文联、深圳市罗湖区委宣传部、《中国作家》杂志社在北京共同主办研讨会，聚焦《家园》，文学界、评论界专家对这部思辨型报告文学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深圳作家杨黎光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近年来致力于“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系列文学作品创作，完成了《大国商帮》《中山路》和《横琴》三部曲。《家园》是该系列的第四部作品，聚焦罗湖棚改。杨黎光介绍，这也是他投入时间最长、耗费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
罗湖棚改是深圳市委、市政府为解决“二线插花地”的安全隐患而决策实施的一项惠民工程，由罗湖、龙岗两区具体承担任务。改造涉及62万平方米建筑、1300多栋房屋、9.3万人口，因范围之大、隐患之多、情况之复杂被称为“中国棚改第一难”。经过2年半时间的改造，目前已实现“四个全部”：插花地居住人员全部搬离，违法建筑全部拆除，重大公共安全隐患全部消除，规划建设全部如期推进。
罗湖棚改有“中国棚改第一难”之称。南方日报记者鲁力 摄
棚改启动初始，杨黎光即着手记录这一过程，见证了许多历史性时刻——采访历时两年多，访谈人物近300人，对罗湖棚改进行了全景式的深入记录。采访之外，杨黎光还进行了海量阅读准备，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城市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门类的书籍。“在《家园》中，信息是高密度的。”杨黎光说，这本书是写给爱思考的读者的。
罗湖的“罗”字，是壮侗语中对“山”的称呼，是古代百越族人的语言遗留，所以“罗湖”的地名，是指山的周围有很多池塘。“插花地”的说法其实有“三种情形”，晚清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里有系统论述。新闻从业背景令杨黎光喜欢刨根问底，书中这样的惊喜处处可见。伦敦雾霾、美国“锈带”、俄罗斯西伯利亚中小城市群的衰败……全球化的视野有助于读者在一个更广阔的坐标上去体察当下的现实。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家园》兼具学者哲思与诗人激情，提供了一份优秀的报告文学时代样本。书中所讲述的罗湖棚改项目，是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一个范例。
罗湖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萍介绍，罗湖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近年来在社会治理、城市更新、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罗湖棚改是又一个新的例证。杨黎光将罗湖棚改放在时代与历史的纵深坐标上观察，把主题升华到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层面，为棚改工作建立了价值支撑与意义体系，坚定并增强了罗湖棚改人的信心与动力。
“我们中国当代作家，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同路人。”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看来，《家园》是杨黎光对时代呼唤交出的一份答卷，是对改革开放时代故事的独特讲述。
■热议
小切口有大视野
——改革开放时代故事的独特讲述
“我不仅想表现深圳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的原由和意义，还想探索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所积累的问题。”从2008年开始，杨黎光文学创作开始进入一个主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探索与思考。十年之后，当杨黎光带着自己第四本以“思辨”为主旨的报告文学出现在研讨会上时，这个主题引来专家的热烈评说。
2016年12月20日，罗湖棚改启动签约及房屋拆除的当天。南方日报记者鲁力 摄
1. 以点带面提供参考
“城市管理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作为深圳经济特区早期的城市中心，罗湖诞生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敲响了国有土地拍卖的第一槌，甚至中国内地的第一家麦当劳也诞生在东门步行街……这些改革开放的故事，成为很多人的集体记忆。
但故事还有另一面，一道划在特区分界线上的“城市疤痕”——“二线插花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也引来的众多的目光，其中就包括杨黎光。
“二线插花地”是由于特区管理线与行政区划线不一致而出现的“真空地带”。据统计，深圳“二线”沿线共有22处“插花地”，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罗湖主导改造的这块，包括木棉岭、玉龙和布心3个片区。62万平方米的土地上，矗立着1300多栋楼宇、9.3万的居住人口，形成了繁华都市的一个侧面。
棚改对于作家来讲是个好题材，光是把棚户区改造的原由和意义讲清楚已经不容易。但对杨黎光来说，探索棚改背后的那个“大宇宙”才是他的初衷。杨黎光表示，在着笔书写对“城市病”治理的思考时，选取深圳最早进入城市化进程的罗湖为着眼点，有着一定的典型参考价值。而“二线插花地”棚户区的产生，是“城市病”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对类似棚户区这样的“城市病”的治理，《家园》给予了细节化和具体化的呈现。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看出了作者写作的目的，他认为《家园》不仅全景式记录了棚户区改造的前因后果，还探索了城市化进程中人类所要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包括关于“城市病”的治理等，“棚改不仅是深圳市罗湖区的艰难一步，也是急速前进中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认为，城市改造背后的艰难曲折，既考验地方政府，也考验作家个人。杨黎光选取罗湖区棚改典型事件，以此切入改革开放的进程，是思考城市病、思考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评价《家园》：“宏阔与深刻并具，循环与事实并举，追问当中有分析，写实当中有思想”。以“古今中外”为参照系，通过罗湖棚改案例提供了“城市病”治理的方案，施战军认为，《家园》不仅罗列事实，还涉及旧改怎么改？现代化城市中的人怎么安置？如何让他们的生活有序的通向美好未来等问题。“这是一个当今非常重大的现实课题，适合作为党政干部的学习资料。”对此，原鲁迅文学院研究员、评论家何镇邦也深表认同，“城市管理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他甚至建议，将《家园》列为基层党政干部的必读书籍。
《家园》封面。
2.理性思辨与人文关怀
300人的采访为棚改描摹新画像
研讨会的发言中，“理性思辨”是高频词汇。
报告文学不是事件的堆积，而是思想线索和逻辑思考的展开。“他不会被事件牵着走，”吴义勤这样评价杨黎光和他的《家园》。
杨黎光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思考与时代同行。在深圳生活26年，让他得风气之先，又得地利之便，也看到了不少鲜活的有点苦涩的现实场景。在杨黎光列出的一长串“城市病”的清单上，“二线插花地”出现在醒目的位置。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从《家园》这部作品中，看到了作家的真情和热情。“报告文学作家的忧患意识在他的文字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作品虽然起笔于一个小切口，但是视野非常宏阔。”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评论家潘凯雄认为，《家园》主要聚焦点是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的改造，这样的题材在现在的报告文学作品里很容易被简单处理成民生工程。“但杨黎光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将棚改放在‘城市病’这个更宏大、更具影响力的世界性话题里，来研究、思辨、考量，使得作品的宽度、深度都得到大大的拓展。”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评论家白烨看来，《家园》最好的地方就是思辨性内核。首先是对“城市病”产生原因的思考，作品透露的观点是“城市病”不仅是城市无序发展造成的，还有城市管理的滞后。然后是问题如何解决，作者在书中详细描写了罗湖为完成棚改团结一心、克难攻坚，深圳精神就在一个又一个生动热血的故事中渗透出来。
“理性思辨”对于报告文学来说不可或缺，这意味着作品有了筋骨，有了格局；倘若再加上人文关怀，那读者从中感受到的还会有萦绕在字里行间的温度。
杨黎光的人文关怀体现在民生视角和对个体人物的细致勾勒上。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表示，杨黎光关注城市痛点——居民居住环境、治安管理隐患等，他用具有在场感和亲历感的描述表达了急迫感。“报告文学强调现场性、现实性，也强调情感的在场和主体的在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怀，写不好报告文学。”
在过去的一些作品中，写作者大多站在群众百姓的视角，很少有人关注城市的管理者。在《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杨晓升看来，《家园》来自深入扎实的采访，采访对象多达300人——从罗湖区委书记到棚改相关社区工作人员，这里面有跑到武汉去签约的普通网格员，有自己掏钱连续送了70天饭的群众，还有三天两夜创造“签约奇迹”的团队……“作品让读者感受到罗湖棚改这个团队身上散发着拼搏、奉献的精气神，新形象跃然纸上。”
3.为改革开放40周年而作
对时代呼唤交出一份精彩答卷
罗湖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萍认为，杨黎光把罗湖棚改放到时代与历史的纵深坐标上进行观察，把主题深化到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层面，为棚改工作建立起了价值的支撑与意义的体系，进一步坚定并增强了罗湖基层干部的信心与动力。
《家园》的诞生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时代呼唤有温度、有思考的文学作品。
吴义勤认为，《家园》是杨黎光对时代呼唤交出的一份答卷，是对改革开放时代故事的独特讲述，也给今天报告文学的写作提供了诸多启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王国猛认为，在广东乃至全国的棚户区改造工作中，罗湖棚改都称得上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样本，它符合市情、民情的需要，为全国棚户区改造提供了重要经验。“罗湖棚改人是‘特区精神’的一个缩影，而《家园》则带着对改革开放40周年乃至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深入思考，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为解读罗湖棚改乃至深圳改革创新提供了一个极为精彩的文学读本。”
在《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王山看来，“其展现的罗湖精神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高度契合”。白烨也认为该作品讲述了最为鲜活、最为精彩的罗湖故事，棚改既是深圳故事，也是中国故事。《收获》杂志社社长、主编孔令燕认为，棚户区改造不仅仅是深圳的问题，所有的大城市都会面临老城区改造问题，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共性问题，“棚改很有典型性、概括性，对全国都有借鉴意义。”
■对话
《家园》作者杨黎光：
棚改这场实验
具有折射作用
问：棚改是如何进入你的视线的？
杨黎光：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有点“大”的主题：对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探索与思考。
8年中，我完成了《大国商帮》《中山路》和《横琴》三部曲。《家园》是该系列的第四部作品，也是投入时间最长、耗费精力最多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
本来写完《大国商帮》后本来打算不再写长篇思辨体报告文学，但这时候罗湖区委宣传部找到我，一开始我没敢答应，“二线插花地”不知道从哪着手，这是一个复杂的主题，不容易把握。
他们给了我半个月时间考虑。我在想，（对）现代化发展（的思考）还可以再深入。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面临了哪些问题，我还可以把自己的思考写到书里，于是就动笔了。更重要的是，罗湖区这些人的诚挚和踏实做事的态度，也让我难以拒绝。
作者杨黎光。
问：不少专家评论《家园》这部作品时说，作品里有大量的实地采访，同时也有很多理论，融入了作者的理性思考。这可以说是你近年来报告文学写作的最大特色，为什么会这样写？
杨黎光：对于城市，我们是不是存在着太多似是而非的观感与认知呢？
让我惊讶的是，在飞速发展的城市中居然还有这样一块地方需要我们关注，这个地方还存在一些基本的生存问题。这时候政府用这样大的气力来解决问题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作为一个作家也有我的一份责任。在我尽这份社会责任的时候，也有我的一份社会思考，于是我把我的社会责任和思考都写到了这本书里。
写这部作品的工作量很大，创作历时两年多，采访人物有300，但这部作品不是一个好人好事报道集，我要把思考融进来。我参考了200多本书，在自己心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城市发展史坐标系，在这个背景下来思考罗湖、深圳乃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罗湖棚改是城市空间面临的问题，棚改这场实验具有折射作用。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了，这本书是为改革开放40周年而作，我希望我的读者，那些思想者，阅读后能思考今后城市该如何发展。
问：在采访、考察过程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杨黎光：第一个震撼是棚户区的现状，深圳这样的城市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记得除夕那天我去棚户区，现场看到的是一片烟火气息，山道上、坡梯间，百转千回的巷子里，当我穿行在写满人生故事的楼群中，我意识到这个群体的家园环境急需改变。
第二个震撼是被数字吓到了，62万平方米的面积上，矗立着1300多栋楼宇、9.3万的居住人口，形成都市里的另一种存在，我理解了改造的迫切性。
第三是被参与棚改的工作人员震撼，连续送饭70天的大姐，三天连夜转战粤西3000公里的“外签队”，棚改指挥部理性思考谋划的领导……他们的身影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这些个体就像大船上的铆钉，平时也许是散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就凝聚成一股力量。集体的力量汇聚成了集体的精神。在我看来，这些故事的基调其实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忘我、倾力、勇气、担当和爱。
【撰文】吕冰冰 祁觊
【来源】南方日报
来源：用户4726425354
原创文章，作者：jinwe2020，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biaojianku.com/archives/2194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