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一个先进典型就是一面旗帜，一把标尺。为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宣传部重点选取王昭、尕布龙等17名先进典型事迹，组织力量结集成了《思齐——青海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本》，今天推出“两弹”之星郭永怀的先进事迹，供大家对照学习。
郭永怀
人物简介
郭永怀（1909—1968），山东荣成人。196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1968年12月5日因飞机失事不幸殉职。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
先进事迹
纪念“两弹”之星郭永怀
1999年9月18日，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饱含激情地说：“他们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决定，对23位“两弹一星功勋”予以表彰。在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那就是郭永怀。
在郭永怀的家乡，在山东荣成这个全国知名的将军故里，知情者奔走相告：中央为郭永怀追授功勋奖章了，共和国没有忘记她的这位赤胆忠心鞠躬尽瘁的儿子！然而，更多的家乡人也与他乡人一样，就连郭永怀的名字都不曾听说过。是啊，郭永怀殉职于“两弹一星”事业，毕竟已逾30年了！当年，共和国“两弹一星”的研制，一切工作又都是在秘密中抢时运行，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家乡人，又怎能知晓郭永怀们正在呕心沥血地从事着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创举！
为了让后人记住郭永怀，记住共和国当年的艰难跋涉史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挺进史，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颁布不久，中共荣成市委和荣成市政府立即作出了辟建郭永怀纪念馆的决定。
心系故土报国之心关不住
?《国家记忆》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求学之路
在国外，郭永怀常常与他的同事亲人一起谈古论今，谈着谈着就扯起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就想起了故乡的山水亲人。
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在康乃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每逢协会集会，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秘密的话题，那就是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样的时机，把他们学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们在焦灼中等待着。
郭永怀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关注。有同事邀他参加机密研究项目，郭永怀深知其中利害，拒绝得既委婉又坚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个巨人的声音传遍了世界！
郭永怀们的心活了，他们恨不得一夜飞投母亲怀中。
但是，由于美国方面的阻挠，郭永怀依旧必须等待——这是怎样难熬的等待啊！
时机终于来了！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周恩来总理和美方进行了谈判。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不久，美国政府就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
在此之前，周培源、钱伟长等人已在1947年绕道欧洲回国。钱学森也在1955年回到祖国。
郭永怀教授回国后于1957年6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知郭永怀者，莫过钱学森。当时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写给郭永怀的信中，急切之情跃然笔端：
“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就在郭永怀回国前的9月份，钱学森又给郭永怀写了一封信：“永怀兄：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口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你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
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动身返家了！
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是，像郭永怀这样一位已被美国多方关注的伟大科学家，一位美国数学学会会员，一位在航空学和物理学方面都卓有建树的中年学者，想走就走谈何容易！1953年，英国著名教授莱特希尔曾经力邀郭永怀前往讲学，心怀叵测的美方就是不予签证。
就在回国前夕，郭永怀在他的房后园中烧掉了十多年来积累的一大批科研资料和讲义文稿。纸张燃烧时所升腾飞舞的烟尘，都吸引起了周围邻居的不满。
郭永怀的一家和同他们一起归国的几位科学家终于踏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一贯守时的这条客轮却突然被通知延时启航。
事后，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回忆说：“船上有几个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专门检查中国人的行囊，后来才知道，他们原来是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我这才知道老郭为什么要全部烧毁他的文稿了……”
克里夫兰总统号一声长鸣，郭永怀长长舒出一口气来……
“看啊，五星红旗！”不知是谁高声喊起来。郭永怀像个十几岁的孩子蹿上前，抬起头，久久不动。
“何祚庥和胡翼之去接我们，当何祚庥把钱学森的信交给老郭，老郭匆匆看了一遍，眼泪就滚滚而下……”——说到这里，李佩老人的眼也湿润了……
历经波折，郭永怀回国了！他的一家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科技界的热烈欢迎。
郭永怀一回到祖国，就如愿和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
1956年年底，刚刚成立几个月的力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为全国力学研究中心。不久，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1957年，在郭永怀和钱学森的倡导下，力学所与清华大学合办了工程力学研究班，郭永怀担任班主任和主讲人。
当时他回国不久，许多专业词汇还不能准确地用中文表达，但他坚持每次授课必用汉语。遇到一些专业词汇，他常常说出几个译名，再问听课的学生和助教，当他的译名得到认可时，郭永怀像学生做出了一道难题那样高兴。
1957年底，郭永怀参加制订了“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担任力学科技规划专业组副组长。
他和力学界其他专家一起审时度势，分析国际上力学研究的动向，并根据我国实际制定学科及其发展规划，使我国的力学研究工作迅速发展到了能够通过现场测试、大型实验等多种手段并用的现代化阶段。自此，他和钱学森致力于高超声速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成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化学物理系，郭永怀出任首任系主任。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亲任主编，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先后开展了新兴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其成果不断引起国际科学界瞩目。
在中科院组织的星际航行座谈会上，郭永怀大力提倡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运载工具、推进技术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不久，他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1965年，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筹建组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参与建院规划。
他提出空气动力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仍以航空航天为立足点，以理论研究、实验研究和模型自由飞行试验为三大研究手段。郭永怀作为一个奠基者，在这项伟大的建设工程中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临危受命倾心尽瘁为“两弹”
?《国家记忆》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以身殉国
1945年7月16日，美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试验。同年8月，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世界立即受到了震动。此后，美国、苏联的核军备竞赛拉开了序幕。
1958年9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时，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将能装上核弹头的8英寸榴弹炮运抵金门。随后，美国多次进行了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
一时间，核讹诈、核战争的阴云密布在新中国的上空。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主席果断决定研制核武器，发展核工业。
1957年10月15日，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在协定中苏联明确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1958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九局在京成立。后来成为负责核武器研制、生产整个过程的研究设计院——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开始了“两弹”研制工作。
1959年6月，苏联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
苏联的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给刚刚起步的我国核工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核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核封锁难不住中国人民，毛泽东主席大手一挥：“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央决定，我们自己搞！冲破核封锁，研制争气弹，要快，要抢，就是不能让任何人敢于小瞧我们！
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最初的三大支柱。
1960年，我们自己的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
郭永怀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
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
为了便于科技攻关，九院成立了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郭永怀领导场外试验委员会，负责进行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
场外实验涉及到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任务，郭永怀一方面为科研人员传授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致力于结构强度、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研究，加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前期试验。
郭永怀所分管指导的总体结构、强度设计和许多实验工作在“副线”地位，但他们没有等待和观望，将“副线”当“主线”，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战斗。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
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所一直沿用。
在核武器研究只争朝夕的进程中，郭永怀既是一线科学家，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
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在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试验现场寂寞荒凉，寸草不生……
高原作业，加上抢时间争速度，由于缺氧所造成的头晕、胸闷、心悸、厌食，再加上营养跟不上，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为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郭永怀必须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这样就更加重了高原反应复发的频率。
爆轰物理试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当时已经年过半百的郭永怀与年轻的科研人员一起，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常在试验现场风餐露宿，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钻进帐篷恢复一下体力。他们在这个不为人知的险恶环境中奋战着，在绝境中固守信念，开辟新路，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好几次郭永怀都差点晕倒了，可他稍作休息后，又硬挺着和试验人员一道作业，一道攻关；指导科研人员反复进行物理引线、引爆方式、环境试验和炸药爆轰波理论计算及安全论证等研究，一项一项熟练，一项一项爆破，一天一天地把研究试验推向成功。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所指十分明显，就是要妄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
核大国图谋阻止中国突破原子弹，制约中国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动向，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下达了更为明确的命令：作好一切准备，在1964年年内爆响第一颗原子弹。
当蘑菇状怒云扶摇升腾之时，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无不欢呼雀跃！随之，郭永怀就满含热泪浑身瘫软下来——我们的英雄喜极累极了！现场中有人说，别喊，让郭院长休息一会儿吧……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七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第二次核武器实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
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党中央的鼓舞激励，使郭永怀们士气大振，紧接着，他们又投入了新一轮战斗……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郭永怀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不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主张，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对氢弹，郭永怀也从结构形式、弹体重量、减速装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的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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