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连载七）
作者：任毅
《知青之歌》始末(连载七）.mp369:25来自老知青家园
目 录
第四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下）
第四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下）
大嘴乞丐
监狱中命运悲惨的人比比皆是，南京人盛福春也是一个从刑事犯转变成政冶犯的典型，而这个转变的全过程完完全全是莫名其妙的。
他是一个小人物，极其普通又极其平常的小人物，是你随时随处都可以着到的生活在我们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当命运肆意捉弄这个小人物时，并没有一点点的怜悯和一点点公道。
说到底，他的身份是乞丐，是要饭的，专在南京水西门一带乞讨。我在五中读书时常常在水西门、莫愁路一带碰到他，没想到在监狱中又碰到他。我感到郁闷，这样的人怎么也进监狱了呢？他是偷窃进来的，刑期是五年，即便是在监狱里， 对于过去在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他依然恋恋不舍，他说：“过去我在华乐园饭店，我抹桌子角也比这里吃得好。”
由于长着一张大嘴，像瓢似的一直咧到耳边，又满嘴无牙，人们就叫他“大嘴”,真实的名字却很少有人提起，那时他最多三十多岁。时间长了，干部也常常脱口而出：“大嘴，你干什么？”每逢如此，他非但不怒，反而会咧开大嘴，一阵傻笑。
由于没有牙齿，吃什么东西都像是囫囵吞枣，吞下去的东西一会儿又会反刍上来，所以他整天嘴动个不停，反刍的样子很可怕，也叫人很不舒服。
在狱中他不偷不拿，不讨不要，一改过去乞讨的风格，有吃就吃，没吃拉倒。他时常在工地上捉到青蛙、小蛇以及捡到野鸡蛋之类的东西，便偷偷地带回监房，放进热水瓶里焖熟以后吃下去。他的饭量很大，监狱里的那些东西他根本吃不饱，平日里又不会照顾自己，乱吃乱喝，什么东西都吃下肚里去。终于有一天半夜，他胃痛得大叫，连夜用手扶拖拉机拉到矿上医院，一查：胃穿孔。
第二天上午出工，干部在队前点了几个有限的身强力壮的犯人出来，也不告诉你为什么，等到又用手扶拖拉机拉到矿上医院时，才知道是给“大嘴”输血。这里不需要征得你的同意，你没有权利同意不同意，血型相同的人的血液慢慢地输入到“大嘴”的血管里，“大嘴”保住了生命，可胃却切去了四分之三。那些抽血的犯人回来后吃了一碗肉汤，休息了两天。而那些没有被抽血的犯人暗自庆幸，感觉逃过了一劫。
半个月后，“大嘴”回到队里，肚子上从此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刀痕，足有40公分长。
那时我们采桑养蚕，来蚕种场实习的都是苏州蚕桑学校的学生，其中有一姑娘，一袭白色长裙恰似仙女下凡，她轻盈地从清一色光头的劳改犯面前经过时，引起大家凝视的注目礼。忽然，“大嘴”脱口唱出：“姑娘好像花儿一样……”那是电影《上甘岭》上的插曲，很多犯人都会唱。那白裙的姑娘吓得掉头便跑，他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继续唱着。之后有犯人汇报了干部，说他耍流氓。干部抽着烟狠狠地批评了他，随便地把烟头丢在地上，正准备用脚踩熄，低头下去一看，“大嘴”正拾起烟头，贪婪地猛吸……
过了不久，“大嘴”又因为乱吃乱喝胃又坏了，又被送到矿上的医院，这一次没有人再去为他输血，他已经不需要了。
一九七七年四月，“大嘴”盛福春死于溧阳竹箦煤矿医院。
热衷于捕风捉影写汇报的老病号
在那个年代，对某些犯人来讲，希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也许根本不存在。
现实是残酷的，刑期到了又能怎样？“劳改有期，留场无期”是当时多数服刑犯人的结局。盼星星、盼月亮，艰难地熬过那一天天的日子，可等来的却是留场就业。那里，还是清一色的劳改释放犯，依然受到管束，依然没有自由，不同之处是有了一点微薄的工资，稍稍可以吃饱肚子了，离开住宿地要报告，一年只有一次的探亲假，也要经过批准，还得拿着证明到当地派出所报到。他们当中极少有人成家，那是因为男、女犯人比例悬殊，“狼多羊少”，根本分配不过来。留场后又明文规定禁止和20公里半径内的当地老百姓谈婚论嫁，实际上就是不允许你和当地老百姓结婚，在这样一种近似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严令下，犯罪的重复也就不足为怪了。
刘德良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原始的犯罪是“历史反革命”，刑满留场，又继续犯罪，再判刑，再留场。几年一个轮回几次三番，最后他什么罪名都有：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流氓、抗拒改造，等等。他一直生活在被管束的范围内，可以这样讲，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没有离开过劳改队的生活。
他实在是习惯了，也麻木了，因为他除了劳改队，也没有能去的地方了。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已经快六十岁了。满口的牙齿都掉光了，晚期的肺结核使他终日干咳不止，双颊红润，时常大口大口地吐血，矿上的医院他也去过，但不久就又被送回来，混杂在犯人的大监房内，几十上百号的犯人在一起，既不隔离，也不治疗，结核病菌满屋飘荡。一把年纪的人，身体又这样差，平日里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像小伙子一样拼着命干活，为的就是那几两土方粮。
我记得他是犯人中晚上学习最认真的，一丝不苟端坐两个小时，他也是犯人中汇报最频繁的。开账买东西，别人买吃的，买用的，他却什么也不买，只买信纸，而且认死理要买一种他认为最好的信纸，“立信”牌的，为的就是向干部写汇报。
数十年的监狱生活练就了他超常的记忆力，一本红宝书他能从头背到尾，晚上的发言批起别人来头头是道，可联系到自己却又异常固执，我就没过见过他认过罪。监狱中的法规制度他也能倒背如流，但那又是对付别人的武器，沿有人能讲得过他，背地里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刘铁嘴”，而干部却叫他：“老改造油子”。
他闲下来的时候就是写，写个不停，我不知道他哪有那么多可写的东西，也不觉得累。每天清晨出工时，他都会把前一天所写的汇报、检举、揭发的材料叠得平平整整，抢着走出队伍，在干部面前毕恭毕敬一个立正，双手呈上，然后向后转，回到队伍中，每当这样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表情严峻，极度严肃。这样的举动，几乎每天出工他都会表演一次。犯人们从心底里很恨他，因为许多犯人都被他汇报过。
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犯人要有犯人的样！”于是，不断地呈信举报揭发就成为他的“样子”。
但是尽管他如此虔诚，如此像样，但并没有受到干部的肯定和表扬，苏北的干部赵指导员最喜欢他的汇报用纸，常常在工地上用来卷烟丝，那信纸也在缕缕的烟雾中消失。
又是一个春天。
刘德良的肺病加重了，夜里激烈的干咳声使白天疲惫的犯人无法人睡，那大口大口地吐血又十分疹人。矿上的医院住满了，而他又是老病号，治不治也就是那么一档事了。于是干部就让他在监内休息，可他并没有休息，而是写汇报，写了一张又一张，用他那几乎变形的思维，捕风捉影。他戴上一个用白布做的口罩，却遮不住阳光照射下面颊红润的脸。
大队的犯人都出工了，监狱里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几个犯人，显得空荡荡、静悄悄的。
高高的岗楼上，一个班长扛着枪悠闲地踱着步子转来转去，另一个班长拿出笛子吹了起来，并不和谐的笛声在监狱上空飘荡。
“你过来一下！”班长见阳光下戴着大白布口罩的刘德良，指着他说。
“叫我？”戴着大口罩的刘德良走上前来，显然班长并不知道他是开放性结咳病带菌者，否则，打死也不会喊他。
“出来，带一把扫帚。”
“报告班长，犯人出监。”刘德良扛着一把扫帚走出监门。
班长把刘德良带到岗亭下，叫他打扫一下。岗亭里很脏，烟头、杂物、废纸丢得一地。
刘德良认真地打扫着，收拾地上以后，他又用扫帚去掸岗亭墙角的灰尘和蜘蛛网……
突然间，“叮呤呤，叮呤呤！”警铃大作。
“趴在那里，不准动！”班长大声命令着，刘德良吓得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瞬间，大批的班长扛着枪包围了监狱，四周还架起了机枪。
班长的班长一脸严肃地走过来，问：“什么事？”扛枪的班长和吹笛的班长一脸茫然。显然一切正常，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还认为是例行实战演习。
空气异常紧张，班长的班长上了岗亭，发现那还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瑟瑟发抖的刘德良。
“你在这里干什么？”手枪直抵脑门。
“班长叫我打扫卫生。”
警铃依然在响着，班长的班长拽下绳子，警铃停下了。“你再打扫一下给我看看！”
刘德良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又重复了刚才自作主张的举动。警铃又一次地响起，班长的班长拉下警铃。
“你给我回去！”
于是，那班长的班长站在岗亭上，大声喊道：“解散！”随即气冲冲地走下岗亭。那两个值班的班长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你给我回去！”班长的班长随手拿过班长手中的笛子，使劲掰成两段，扔得好远好远……
收工后，犯人们知道了白天发生的一切，还真以为班长军事演习呢！不然怎么会把监狱包围得严严实实。
钱江、张子锐等在监房里不出工的犯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刘德良大气不敢出一声，悄悄地对我说：“那不是演习，祸是我惹的。”
当晚，干部找刘德良问了情况，隔得老远老远。刘德良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不过，那吹笛子的班长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装瘸七年，竟无人发现
学生时代，我一直接受书本中的教育，对于那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用超人的毅力坚韧地活着的感人事迹总有点怀疑，然而在监狱中，我却真正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他叫唐同理，南京人，我在漂阳认识他的时候，他不到四十岁，长得很健壮。他是一个残疾人，终日以两只板凳代步，左手挪动板凳右脚迈出去，右手挪动板凳则左脚迈出去，据说他的双脚是在劳改队工地上打夯砸坏的。已经七年了，七年来他就是这样坐着走的，也正因为这样，他就不参加大田的劳动，在监房内从事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比如搓草绳。
任何劳动，从事的时间长了，熟能生巧，唐同理把搓草绳这一技术推到了一个极致，他双手能将草绳搓直起来，高高地超过头顶，每到这样的时候，干部和犯人都会高声叫好，叫绝。他也十分得意，他搓的草绳十分结实，也很漂亮，没有一根草支出来，光溜溜地，犯人们出去劳作，比如拉秧田都抢着用他搓的草绳。
他从小就被抓了起来，少年时因为偷了一只铜盆换糖吃而被关进少年管教所，“深造”以后进了劳动教养院，“毕业”以后就到了劳改队。罪名也由刑事犯转为政治犯，而整个人生轨迹则是从一只铜盆开始的。
他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时代的牺牲品，没有人真正帮助他，等待他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更重的处罚，然而我在他的脸上却分明读出了与命运与生活搏击的信心和力量。
多年的劳改生活，使他内心的耐受力在增强，接受苦难的韧性在增强，更确切地讲是他心中的政治抗体在增强。
他瘸了七年，起因只是那一次工地打夯的意外。为此矿上医院去过，片子也拍过，并未显示出什么异常，但他的双脚却不能走路，瘸了。那时又没有轮椅，干部便找了两只板凳给他，于是这两只板凳就成了他的脚。
干部开始也怀疑他是装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年可以，两年可以，这样长的时间都过去了，那肯定不是装的，于是干部相信了，犯人们也相信了。甚至他的名字人们也懒得去叫了，直呼“瘸子”，唐同理也乐于接受。
然而，唐同理的瘸却是装的，货真价实地装，而且一装就是七年，七年两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精神才能挺过去。
这一秘密被我发现纯属偶然。
山区的夏天蚊子是十分猖狂的，一有机会便会狠狠刺你一下，让你疼痛难忍，因此那时的犯人都睡在帐子里，很少有人挂单人帐，那是干部怕你干坏事。四五个人甚至十多个人住一个帐子是常见的事，犯人进帐子前先得捉光蚊子，然后一、一、三进帐，按下帐角睡去，半夜如果有人小便不小心放进一只蚊子，准招来一阵臭骂，于是大家又一齐捉那只蚊子。
单人帐就好多了，少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唐同理由于行动不便，享受这一特殊的照顾，住进了单帐，只不过是长炕的顶端靠墙的地方。
那天半夜我起来小便，灯光下猛然发现墙角的那顶单人帐里有人蹲在那里捉蚊子，继而又站起来拍打蚊子，那灯光下黑影拉得老长老长。
那不是唐同理吗？
他怎么站起来捉蚊子呢？他不是瘸子吗？
一连串的问号瞬间从我的脑中涌出，我心中一阵疑虑，慢慢地走了过去，显然蚊帐中的人也发现了我，于是又坐了下来，还在继续像模像样地拍打着。
第二天起床后，他见到我，只是一个劲地对我笑，这笑他对我从未显示过，我开始理解他的笑。
几天后的一个休息日，他叫我过去，问我那天晚上看到什么，眼中透出无奈。我只是一笑，并未说出看到什么，算是给他的回答。
“我知道你看到了，我这样做很不容易，我知道你是不会汇报干部的，不会坏我的事的。”
他似乎肯定地说。
我的确没有坏他事，我生性从不喜欢做这等事，我想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为什么要戳穿他呢。
装瘸的第七个年头，唐同理刑满释放了。当他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拿到释放，准备回南京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突然他用力扔掉那两只饭発，一步，一步，虽然很不自然，但他是站着走出监狱大门的。
干部，犯人一阵愕然，他们被眼前发生的一幕惊住了。
他为什么自宫
唐同理只是装瘸，并未伤到身体本身，而对于某种事物的认识入了歧途而对身体的“自残”，那就需要更大的毅力和忍耐。
我的确不想去追溯历史，也不想从哪朝哪代开始发明用“宫刑”的，我只记得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因“宫刑”而发愤。于是有了千古流芳的巨作《史记》,至于那些迫于生计而心甘情愿接受“宫刑”而成为太监的人，那只有另当别论了。
我总认为，不论是外来势力，不论是迫于生计的“宫刑”，对于一个被施刑的堂堂的男子汉来讲，都是奇耻大辱的终生不幸的事。
“宫刑”大概从大清宣统帝赶出清官以后就寿终正寝了。
然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我国监狱里，我就见到这一早已消逝的“宫刑”,居然有人以无比的毅力经受无与伦比的痛苦，自己对自己实行了“宫刑”，用一把剪子剪去那胯下的东西。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实在不忍回想那天看到的景象，我也实在回想不起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江苏武进人，进监的罪名是“杀人”，刑期则是七年。
那是一九七一年的深秋，清晨的大雾遮盖了监外的山野村舍。每逢这样的天气，为防止犯人逃跑，一般是不出工的，要等雾散尽才可以出监。而“单飞”的犯人照常出工，那一天，他也出工了。
“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刚刚播完，一个消息便传到监内，他跑了，不见了，趁着漫天大雾逃跑了，监内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很快，已出工的犯人纷纷回到监内，干部立即安排犯人搜查了他的物品，一切正常，所有的物品放得有条不乱的，没有一丝一毫逃跑的迹象，而紧张的空气却似那远未散尽的大雾，重重叠叠弥漫在整个监狱内外。
实际上，他不会跑，干部也相信他不会跑，不然根本不会安排他“单飞”。不过，眼前他不在了是事实，谁也无法了解他内心的情况，或许是一念之差呢？
监内外的大雾渐渐地散去。
大队的犯人准备出工了，这时干部进来了，如释重负地告诉大家，他没有跑，已经找到了，只是昏倒在工地上，送到矿上医院了。
至于在什么地方找到，为什么昏倒，干部统统没有讲。
犯人们出了监房，在干部和班长的押解下来到各自的劳动工地，散尽雾气的田野令人十分惬意，可此刻大家的肚子开始饿了，时间却是上午九点钟。
犯人们开始劳动了，谁也没有心思去想他逃跑和被抓的事了，极端的自私是众多犯人共同拥有的扭曲的灵魂。
中午收工回到监房，卖“人肠子汤”的田文彩悄悄地又口齿不清地向我讲述了上午发生的一切。
他们是一块儿在大雾中出工的，出去以后他忽然不见了，别人都以为他去大便了，又等了一会还是不见他的影子，有的犯人就急了。高呼他的名字也不见回音，整个山野被浓浓的大雾厚实地遮盖住，什么也别想看见。犯人小组长立即报告了干部，于是就有了他逃跑的消息。
干部吩咐四处寻找，终于在一间看菜的草棚中发现了他。
他静静地躺在稻草上，昏死过去，满地的血水直流到草棚外，他的身边一把上了锈的剪刀已被鲜血染红，他只穿了一条短裤，依稀看到他的一只睾丸浸泡在血水中……
他被紧急用手扶拖拉机送到矿上的医院，陪他的还有其他的两个犯人。
晚上，那两个陪同的犯人回来了，他却没有回来。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我们中队，有的说他出院了，调了一个中队，换了一个改造环境。
至于他为什么这样残酷地对自己实行“宫刑”，没有人能说得清。
这以后，我只是从和他一块儿从武进入监的犯人口中隐隐知道了他的案情：三年自然灾害时，天灾连同人祸肆意地袭向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不堪一家人受苦，远到新疆喀什筑路挣钱，扔下他和母亲，那时的他还是个孩子。
父亲走后，长时间不和家中通信，只是偶尔寄点钱回来，略有几分姿色的母亲引起大队书记的垂涎，终以种种借口霸占欺负了她。这件事在当地大人中人人皆知，唯独他不知，那时他太小。
七十年代初，全国开展的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把他的父亲从新疆逼回来了。不久，他的父亲知道他走后家中发生的一切，可迫于权势只得以忧郁和沉默相对，终于有一天，父亲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地向他谈及了这一切，而此时的他，却已是人高马大的男子汉了。
沉默有时也是一种力量。
几天后，悲剧终于发生了。
他拿着自家的那把早已被他磨得十分锋利的菜刀，疯狂地追杀那个凌辱他母亲的大队书记。狠狠地一刀，一刀，又一刀地砍了过去。当大队书记杀猪似地喊着救命而倒在血泊中时，他平静地扔下刀，站在那里，而这时村中的很多人看到这一幕的发生，却没有人上去阻挡……
他以“杀人罪”而被判了七年刑，据说他一共砍了大队书记七刀，一刀一年刑。那个大队书记则成了残废人，必将潦倒地度过余生。
到了劳改队里，他终日沉默无语，整日郁郁寡欢，常常在那里偷偷落泪。干部也得知他的情况，出于同情心也很照顾他，进监没多久就让他“单飞”，和一批老弱病残的犯人在菜田里劳动。
一个月一次地家属接见，如果他泪水涟涟地回来，准是他的父亲来看他了。他一直不原谅他的母亲，母亲多次来看他，他也拒不出监，宁可冒着“违抗干部”的罪名也不出去，干部把他母亲送的东西拿进来给他，他大声地叫着把东西扔到墙外，白色的炒面粉像下雪似地洒落一地，犯人们直呼可惜。
干部狠狠地训斥了他，命令他扫去洒落地上的面粉，我们看见他扫着，扫着，眼泪却刷刷地滴落下来，落在粉尘上，砸下一个个小坑。
事情过去很久后，钱江老人作出了如下的解释，算是找出了他所作所为的原因：他恨那胯下的东西，认为世上的一切罪恶都是由它而造成的，所以采取了如此极端的做法。
我虽然不敢苟同他的解释，可又能用什么来解释呢？
在我平反前出狱前的一年，到其他的中队帮助收割，我意外地看到他，认出了他。只见他拎着瓦工泥桶慢慢地走向正在盖的房子，有气无力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者，然而他那白皙的脸庞却像姑娘一样俊美……
他刑满留场了，最终也没回到他的家乡——江苏省武进县。
特殊身份的犯人
监狱和社会上一样，虽然犯人都一样，是犯了罪进来的，但绝对的公平是根木不存在的。因此，有些特殊身份的犯人就享受着一些特殊的待遇，使得他们能在监狱这样严酷的环境中享受到格外的照顾。
许辉就是其中的一个。
说到许辉，必须先说一说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发生在江淮大地上的那场著名战役——淮海战役。
当时，在江淮平原上，国共双方数百万的军队，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大厮杀。
在阵地的这一边，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下，数十个年轻的战士正在举行人党宣誓仪式，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掩盖了宣誓的誓言。
随着冲锋号的响起，这群刚刚“火线人党”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冲进枪炮和火光中，争着冲向敌人的阵地。
虽然有枪炮掩护，但敌方拼命阻击，这群战士被阻挡在双方火力都能够得着的地方，进退两难，伤亡惨重。
“不惜一切代价，把伤员抢回来！”指挥员大声地喊叫着。
于是又一群战士冲进枪林弹雨中，又一排排地倒了下去。几次三番的进攻，终于抢回来几个伤员。
这其中的一个伤员就是许辉，为了他，牺牲了整整一个排的战士。许辉，究竟是何许人也？
他是江苏苏北人，父母皆为新四军，被国民党杀害。自幼丧亲的他一直跟随着叔叔长大，直至参军、人党、负伤。
他叔叔是大干部，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委书记，而许辉以“残废军人”的身份复员到地方工厂工作。
一九七0年的“一打三反”也把他卷到了监狱里。
在监狱里，我和他在一个组，晚上睡在一个炕上，中间隔着一个流氓犯，实际上我们两人的头在一个方向。同是南京人，只是他的年纪比我长十多岁，我们常常窃窃私语，交谈中我开始了解了他的一切。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叔叔遭到迫害，也被关了起来。许辉和他叔叔的子女也就此遭殃。一九七0年当时在南京×自行车厂工作的他，平日里口无遮拦不顾场合地发泄心中的愤恨，有人告发了他，尽管他还是残废军人，但他还是以“现行反革命”罪从轻判处了七年。
他平日里自由惯了，放纵惯了，老子天下第一惯了，哪里受过今天这样的罪。按理说进了监狱就会收敛一下，而生性执拗的他偏偏不这样做，监狱中无论什么事，只要他看不顺眼就要管，就要打抱不平，还常常以过去的身份去教训人。班长、干部他从来看不上眼，更不要说犯人了。那次戏弄班长把尿桶放在岗停下，出面的是陈武，可出点子的却是他。犯人打菜时，他站在菜桶旁像个监督员。他看见有犯人的菜打少了，就会抢过盆子把菜倒进大桶里，叫分菜员重打。其实这并不关他什么事，可他就是这性格，使分菜的犯人心中很紧张。可排队打菜的人都喜欢他。为此，他沾沾自喜。一般情况下，干部往往看他的革命历史照顾他，若他出格太严重了，也会批斗他一下。
在他的批斗会上，谁也不敢讲他，也讲不过他，他总是想法叉开主题，引到他的天南地北的胡扯中，批斗会便无法开下去，犯人报告了干部，干部便会对他一阵痛骂：“你他妈好好想一下，你对得起谁？你的一条命是一个排的战士拿命换来的，你想过没有？”
每逢这样的时候，他也会低下头，神情黯然，似乎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实际上，他为人很好，从不欺负人，也从不沾人家的光，每天晚上的两个小时的学习是很难熬的。他常说：“只要你们不汇报，我给你们讲过去的故事，你们听也没听过！”他的确这样做了。
每逢他讲起过去的战争年月，讲起他父母被杀后头被高挂在城头时，监房内一片静寂。但每逢这样的时候，他的双眼也会泪珠滚滚，时而也会泣不成声，我时常也会想，这样的人也会是“反革命”？！
他也会讲他胡闹的故事：他未入狱时，常邀一些朋友到军区和省委的专门饭店吃饭，任意挥霍，吃完以后签上他叔叔的名字一走了之，饭店的人都认识他。后账单到了他叔叔那里，少不了一顿臭骂，但毕竟血浓于水，他一次次地被原谅，又一次次重复这样的事。
公平地讲，在监狱里他安分的日子并不少见，干部对他也极其照顾。虽然他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可他的一本“残废军人”证始终带在身上，谁也无权不承认它，所以他一直待在“老弱病残组”里，几乎从不干活。
干部对他的要求只是不要带头捣乱，其他一切任由他去。平日擦身、洗澡时，他周身弹痕累累的伤口却令人肃然起敬。
一九七二年的某一天早晨，那是秋天，上午依然是吃稀饭和山芋，此时“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的广播响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来到南京访问，江苏省革委会盛宴招待了他，陪同的还有许××同志……
“啪”的一声，他把抓在手中的山芋狠狠地砸在地上，成了山芋饼，他突然站了起来：“老爷子出来啦！老子出头啦！”
他大叫着，犯人们埋头吃着山芋，没有人在乎他的喊叫。
“任毅，刚才你听到许××的名字吗？”
“听到了，听到了！”我肯定地对他说。
“老钱，老钱，你听到许××的名字啦？”他又急匆匆地跑到钱江的面前。
“听到了，我也听到了！”钱江回答说。
他静静地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脸，突然“哇”地大声哭了起来，是兴奋还是伤心，只有他心中明白。
出工的时候到了，他跑到队前，大声地对带工的干部说：报告队长，许××出来了，你们向上汇报，放我出去！”
“你急什么，等报纸来了看了再说也不迟。”
千部不温不火地说，实际上他也很震惊。
几个月后，许辉被通知收拾行装，出监。
十部对我们讲：“许辉调到另一个中队了！”
其实，他释放回家了，这对每一个犯人来讲都不怀疑，因为在监狱中还着实没见过像他叔叔官这样大的干部。
细细算一下，许辉如健在已是古稀老人。
许辉已经是很特殊的了，可还有比他还特殊的犯人，那就是周盘生。
究竟有没有“免死牌”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一种“免死牌”。
那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感激那些为他的江山出生人死、冲锋陷阵立过大功的人而设立的一种奖赏形式，这种“免死牌”可以免除你三代人的死罪。倘若子孙争气，珍惜这荣誉，那必将集荣华富贵于一生；倘若子孙因为可以免除死罪而无所顾忌，为非作歹，祸患则无穷了。明清时代市井小说《紫砂记》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进人新中国后，这样的事早该没有了，但我说什么也没想到，在监狱的劳改过程中，就听到当今的“免死牌”的故事，而讲这故事的人则自称握有“免死牌”。
他就是周盘生，江苏宜兴人，烈属，长得獐头鼠目，歪鼻斜眼，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刑期是五年，那年他四十出头。
此人一进监狱，就显得与众不同，别看他疯疯癫癫，前言不搭后语，可干部对他和颜悦色，从不训斥他。他想出工就出工，不想出工就休息，一切由他；即便到了工地，他也不干括，躺下睡大觉。他平日里也不和其他犯人争吵，用他的话讲：“监狱最安全，出去反而受罪。”他到监狱里是“休息休息的”。
他告诉其他的犯人，他犯的罪其实很大，是要杀头的“死罪”，为什么没死？那是因为手里有一块“铜牌牌”，犯人们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事，大多数的人表示“不可能”“他是吹大牛的”。
我把这事告诉了钱江，钱江听后直摇头：“胡说，胡说，简直是一派胡言，根本不会搞这种‘免死牌’的！”
周盘生还告诉大家：他家乡是新四军根据地，一家人大部分都给国民党杀掉，他的父亲是新四军的大官，头被砍下挂在宜兴的城头。
有的犯人把周盘生的话报告给了干部，如果真是胡言乱语，那是要批斗或关禁闭的。但是干部听了后，却轻描淡写地说：“别听他的，他在胡说。”便不了了之了。
这样一来，事情就更加扑朔迷离，令人生疑了。
有的犯人干脆问他：
“周盘生，你那铜牌牌是什么样的？”他也不遮掩，娓娓道来。
“铜牌牌有茶杯底那么大。”说着拿起喝水的杯子比划着，那直径最少在15厘米左右。
“铜牌牌是用铜做的，正面有革命领袖的雕像，反面有我父亲等一家人的名字，他们都被杀掉了。”
“这也不叫免死牌，至多是个荣誉牌。”见多识广的钱江插话说。
“怎么不叫免死牌，我犯的是死罪，不能讲，就因为我有这个铜牌牌，才没被枪毙，不然的话，我怎么只判五年，哪有反革命判五年的？”周盘生显然有点急了，地道的宜兴话讲快了是很难听懂的。
“我拿着这个铜牌牌在北京，在宜兴住大饭店，吃饭都不要钱，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去问干部！”
他如此大侃，我们也当故事来听，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但隐隐觉得，他如此胡言乱语，干部却不闻不问，或许真有此事？
“那你现在铜牌牌在哪里？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干部给收去了，说给我保管，等放出去时再还给我！”
时间相处长了，我们渐渐听多了，也真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是吹的。
新四军在溧阳、宜兴一带打日本人时，他们的许多银元、金条和钱没办法拿就放在我睡的炕下，日本人来搜查时，我装病躺在床上，日本人什么地方都搜到了，就是没搜我睡的炕，我立了大功！”
“那时你多大？”一个犯人问。
我还是小孩，其实那天我还真生病，日本人看我那个惨相，就放过去了。”细细算一下，那时他最多十几岁。
“就因为我立了大功，不然的话，我早就枪毙了，我犯的是死罪。”
他一直讲他犯的是“死罪”，可是什么“死罪”他却从来没讲，一再说：“这个不能讲。”
他犯的罪的确很怪，可他进监狱后的待遇就更怪了。
在工地上，他常常被干部叫了过去，坐在地上，一谈就是大半天，回来后犯人问干什么了，他回答：“讲铜牌牌的事。”
晚上学习时，他也时常被干部叫了出去，直到铃声响了オ回来，问他又干什么去了？他的回答愈加叫人惊奇：“干部叫我到他们饭堂里吃饭，还叫我回来不要讲。”
说着，从衣服拿出两只馒头，雪白雪白的，是那时最好的面粉富强粉做的。“给你们吃。”说完把馒头放在大家放东西的桌上，脸不洗，脚不擦，倒头就睡，鼾声顿起。
看着两只显然不是我们犯人吃的馒头，那“铜牌牌”的事我想一定是真的。一个休息天的晚上，周盘生又被值勤的班长叫了出去，拿着一只小板凳坐在岗亭的外面，还是下学习的铃响以后才回来。
他一进门就讲：“嘿，班长请我吃花生米。这里还有，你们吃吧！”说着，从衣服口袋里拿出花生米，放在桌上，犯人们一拥而上，一抢而光，就连掉在地上的也一一拾起。
看到这一切，大惑不解的钱江摇摇头，开始相信“铜牌牌”的存在。“这是怎么回事啊？”
细细想来，这事的确叫人难以相信，说它是假的吧，却又来龙去脉清晰。他入监后的处境和待遇十分雄辩地下了注脚。说它是真的呢，却又叫人疑惑，这“生死牌”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现在又怎么会延续这一作法呢？想到这里，却好像堕人了云里雾里，就更加不理解了。
就这样，周盘生在溧阳的劳改队里劳改着，确切地讲休息着，过得日子比一般犯人好得多，他的账里有用不完的钱，那是他在北京做大官的姐姐、姐夫给寄的。
五年的刑期很快地到了，周盘生出狱了，也许从干部的手里拿回了那块保命的“免死牌”，也许回到了宜兴，也许去了北京。总之，他没有留场。
然而那“铜牌牌”的故事却时时困惑着我的心灵，周盘生，这个谜一样的人！
犯人来管老百姓
在那个年代，凡是判刑人狱的犯人，一切人的基本权利随之而丧失，尤其是政治犯，还会加上剥夺政治权利几年。虽然干部有时也会讲上几句诸如“改恶从盖，前途光明”“只要好好改造，什么也不会受到影响”之类的话，监狱内外的墙上也会刷上这一类醒目的标语，实际上只是一种警示，一种麻痹，更可以说是一种欺骗。无数事实告诉你，只要人生踏过监狱这一道门，你的终生也由此画上了句号，当年，大批有限刑期的犯人刑满释放后，根本不会让你回家，而是继续留在劳改农场里工作，再去过无限刑期的留场就业的日子，因此政治上的说教根本无法打动犯人的心，反而是一些比较赤裸裸的话叫人深思，几乎当时每一个干部都讲过这样一句话，那就是“什么是前途？让你们活下去就是前途”，其中的道理是很明白的了。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符合不符合“给出路”的政策，也不知道这是上面的精神，还是管教的干部的自说自话，然而我相信，所谓的劳动改造只是一种形式，而目的就是把这些人从现在到将来都圈养起来，在一定的范围里让他们活下去，苟活下去，直到了却一生。
丧失一切权利的犯人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什么人都可以管，干部、班长管这是正常范围里的事，周围的老百姓也能管，这也是人民专政范围里的事，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劳改犯可以管老百姓，统领老百姓的工作，这按照常理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在劳改队里那却是真实发生的事。
又到了采茶的季节，随着春天地气的润泽，一夜之间，嫩绿的茶叶呼啦啦地窜了上来，远远望去，一片碧绿。
我们茶叶中队那几百亩乃至上千亩的茶田如果仅靠这数百名的劳改犯来采的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茶叶是季节性很强的植物，搞不好真的成了“明日黄花”,那“早茶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是根草”已经把道理说得很明白的了。
每到这样的时候，溧阳地区的大批姑娘包括那些结婚不久的少妇们，会涌到劳改队来，帮忙采茶，当然劳改队要付一定的报酬。那时还是按劳取酬，而这些人的录用必须经过干部的首肯。
于是问题就来了，这样庞大的采茶民工怎么管理，干部也就有限的几个，管犯人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管民工？民工管民工的话，也曾试过，问题不少，有句话说“溧阳地区小，不是亲来就是表”，虚报产量，贪污钱款，这是民工管民工的最大问题。因此干部就想到了用劳改犯管民工，虽然这不符合政策，但是一旦这样做了，也挺有效，加之犯人又很认真，也珍惜这相当自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犯人贪污不成，因此这一办法也就长期存在下去了。那时的老百姓，政治觉悟是很低的，根本不会想到这是对他们政治权利的亵渎，对他们人格的侮辱，反而很乐意地接受劳改犯的管理。
同样的道理，也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监狱干部的食堂也是由犯人们买菜、烧菜、做饭的。
言归正传。
于是干部从犯人中精心挑选十多个犯人，前提首先是不会逃跑，其次相对能干、认真，两个犯人搭档，管理四十多个民工，每天负责带领他们采茶、称茶以及检查质量。这批人早早在大队犯人还未出工时提前出去，在大批犯人回来后很久他们才回到监内，虽然时间长而且十分辛苦，但每一个被选上的犯人心中还是很高兴的，这当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溧阳如今是县级市了，当时在整个苏南地区相对还是很贫困的一个县，所招的民工来自溧阳的各个地区，比如永和、南渡、旧县、竹箦等公社。那些来自同一公社和地区的民工很自然地形成一个群体，一个帮。面对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和温柔多情的少妇，犯人处理起问题是很难的，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轻了浅了则会黏上你，叫你无法公正，往往只能睁只眼，闭只眼；重了深了往往会说你欺负她，看人下刀，叫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最叫人头痛的是，一帮人哄你，告你的状，向你泼脏水，最终是你被干部换了下来，走人了事。尤其是那些少妇就更难对付了。农村女人衣服单薄，也没有戴胸罩的习惯，硕大的奶子一晃一晃直朝你身上蹭，蹭得你神魂颠倒，头晕目眩，为的就是你笔下生花，把20斤写成40斤，她好多拿一些钱。
这样的事，几乎每一个带工的犯人都经历过，他们也或多或少给过姑娘和少妇一些好处。作为回报，她们也会让你下一点“海”，也难怪，都是长时间没碰到女人的男人，这样的诱惑很难抗拒的。更重要的是那茶叶又不是犯人自己的，这时候慷慨一下也值不了多少钱，充其量也就有几块钱，不过那时的几块钱可值钱了。
犯人赖××几乎每年采茶的季节都带民工，无论是民工的评价还是完成的产量都是最好的，因此深得干部和民工的喜欢，后来他还干上了劳改队最好的活计——开手扶拖拉机。我们平日相处不错，也谈得来，一次谈笑中他把经验总结给我们听：“那民工中的小姑娘千万碰不得，要碰就碰那些结过婚的，你要怎么吃‘豆腐’，就怎么吃，你快活，她也高兴。”
这样做的后果很快就体现出来，劳改队称重的茶叶和到茶场称重的茶叶往往出入很大，有的差上几百斤。有时茶叶中还会掺进砖头和泥块，增加了重量不讲，问题是严重影响了茶叶的质量。
这情况引起了干部的重视，想抓一下现行，无奈始终没有结果。实际上每一个干部都有一两个比较相好的民工，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徐队长就和一个旧县的小姑娘好得过头，被传得天花乱坠。不过干部和犯人之间在性质上就完全不同：犯人和民工有这档子事，那犯人就是重新犯罪，而干部和民工那则是“军民鱼水情”了。
犯人和采茶民工间的“那事”也有东窗事发的时候，处理的结果就是犯人调回大田组，晚上批斗一番了事。而那民工若脸皮厚的话，继续采她的茶，若脸皮溥的话，掉头走人。但有一点那就是她决不落井下石。
带工的犯人张×被一姑娘搞得神魂颠倒，多方照顾她，以少给多，以差报优，得到的只是含羞的一笑。一日，张×色胆包天，趁无人之机捏了那姑娘奶子一下，无奈小姑娘刚刚发育，也或许张×用力过大，小姑娘被捏后大哭起来，结果可想而知，批斗不说，还落下笑话传遍监内。
这一犯人管民工的情况我在那里时已经沿袭很久了，直到我平反出狱时，这一做法还在延续。如今，溧阳地区劳改农场的茶园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在当年法制不健全时代出现的很不正常的情况也已经结束了。
心不在焉的曹指导员
一九七五年前，中队来了一个新干部，我们称之为曹指导员。指导员是管理监狱干部中的头。
监狱中的干部，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是指导员，职务最高，一切由他说了算，一定是党员；二等是队长，职务次之，而且一个中队可以有好几个队长，不一定是党员，大多数是劳改系统中年龄较大的，或多或少犯过一些错误的人任之；三等就是干事，也就是我们平日统称的“干部”，这些人大多数是部队复员的。管理一个中队四五百名犯人的干部也就是五六名。
曹指导员也是从部队复员的，复员之前是个连排长之类的，这主要是从他身上穿的军装的四个口袋来判定的，不像一些也是从部队来到劳改系统的军人，在士兵两个口袋的衣服上重新装上两个口袋，正宗的和改过的就是不一样，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大概也是一种虚荣心吧。
这曹指导员大概对这一项新的工作并不太满意，逢到他带队出工，到了工地上后便不再过问，找一个僻静朝阳的地方，拿出一本书去看或者干脆拿出指甲剪，精心修理那白皙手上的指甲，还不时把手放在嘴中用牙齿锉锉，更多的时候，便是找上一个犯人坐在他的对面，海阔天空听犯人聊案情和过去的事，权当听一场书，直到收工。
犯人们很喜欢他带工，因为他根本不会去管犯人干活的好坏多少，倒好像是和大家一样地挨日子，过一天算两个半天。
他到中队后，远在苏北乡下的娇小美丽的妻子不时来看他，当她到菜园组拿菜时，犯人会精心挑选一些蔬菜、瓜果给她，也时常讨好地对她说：“曹指导员是这里最大的干部，这里一切都是他的。”小妇人手捧蔬菜、瓜果，心中美滋滋的。
每到这样的时候，只要轮到他带工，都会早早地收工。
这已经成了惯例，只要他的小妇人来到中队，犯人们都会讲：“今天又要早收工了！”果不其然。
曹指导员显然对工作很不专注，总显得漫不经心，终日萎靡不振的样子。但有一点，他对犯人还是比较温和的，犯人们请示他的事，常常得到应允，
尤其对于用信封寄信请示他，他都会答应并且收下。
那年月，犯人给家中去信，规定一律用明信片，你所写的内容，干部、收发信件的人，家中人和邻居，只要看到便一目了然。家中有劳改犯，本身就是耻辱，还有什么影响好不好的问题呢？我最怕用明信片给家中去信，因此去信很少，用信封寄必须请示干部得到准许，碰上好说的干部，那天他心情又好，也会同意。犯人必须学会察言观色，见机行事。至于像王队长你根本不要去找他，找了也白搭，即使同意你用信封寄信，他审查后也不会给你用浆糊封上，性质上跟明信片也差不了许多。我母亲收到信后，来信告诉我，下次寄信别忘了封口。我才知道这事，但也不好告诉她，于是她一直收到这样没有封口的信，心中也一直在怪我，太粗心，那是因为她有时也收到封口的信，却不知那是我从地下渠道，托老百姓和留场就业犯人寄的。
但曹指导员不是这样，只要你请示他，递上信件，他准收下，放进四个口袋的干部装里，从不拒绝，犯人们认为他好说话，还从心里说：“曹指导员不错，最能理解我们！”
水库风波
这一天，又轮到他下午带工。
上午，犯人们在王队长的带领下已经在吕庄水库挑了半天的土方，由于吕庄水库坝埂工程量大，离中队又远，中午是送饭到工地上吃的。而这一工程又是由好几个中队的劳改犯共同参与，分段完成的。
吕庄水库坐落在溧阳的天目山下，是一座中型水库，数百米的泥土大坝硬是数十个中队的犯人用肩膀一担一担土挑上去夯成的。站在渐渐长高的大坝上，放眼望去，四周青山葱郁湖内碧波荡漾。水库里放养了大量的青鱼、鲢鱼，山好、水好、鱼更好。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陪同省电视台的一个同学去溧阳办事，顺便旧地重游，看了一下当年的吕庄水库，这水库的四周已经大变样了，有种让人认不得的感觉，鳞次栉比的小饭庄一个挨着一个，我们坐了下来，点了溧阳的名菜——砂锅鱼头。一席下来，无人不叫好，无人不叫鲜，我却不是滋味，遥望那掩藏在绿树丛中，大山深处的监狱，心中唏嘘感叹，这是当年的吕庄吗？这是当年的我吗？竟食不知其味。
下午还接着挑土上坝。
高高的大坝，45度的坡面，挑上一担土上去是很艰难的，一上一下来回要二十分钟，再好的体力也到坡中要休息一下，喘口气，忍着饿，再挑上去。
坡顶分成数十段，每一个中队犯人是一段，互相连接的地方有一条明显的标记，渐渐成了近二十厘米宽的空当。
随着大坝一层层地增高，那两个犯人中队之间的空当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突然，坝面上吵了起来，那是我们中队负责连接坝面的犯人和另一个中队负责连接坝面的犯人吵了起来，谁也不愿多挑一点土填平这空当，互相用钉耙扒对方的土，只见几只钉耙划过来划过去，叮当作响，一场战斗终于打了起来。
两个中队的犯人严重对立起来，就连挑土的也互相吵了起来，各自维护着本中队的利益。
“什么事？什么事？”坐在那里看书的曹指导员站了起来，大声地问。
“报告曹指导员，我们中队和×中队在坝上打了起来。”
“为什么？”
“他们欺负人，扒我们中队的土。”
曹指导劲上来了，用他那丢了许久的军人步伐大步冲上坝顶。此时，对方中队的干部也一样冲上坝顶。
两个中队的干部面面相觑，怒气冲冲，两个中队的犯人还在互相指责，钉耙还在飞舞着。
曹指导员看了看脚下两个中队的分界线，没好脸色地指责对方的干部：“你仔细看看，分界线我们这边土多，你们那边明显少嘛！”
“我们这边少，是你们中队犯人扒过去了。”那中队的干部也不饶人。
“你们扒没扒？”曹指导员问我们中队负责坝面的犯人。
“我们没扒，是他们扒的！”
“他们扒没扒，你们讲！”那中队的干部也向负责坝面的犯人。
“扒的，他们扒的。”
“我跟你们讲，这沟里的土你们一担也不许填！”曹指导员命令我们中队的犯人。另一中队的干部也同样命令他中队的犯人。
双方严重地对立起来，挑土的不挑了，挖土的不挖了，有的干脆坐下休息，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曹指导员的火终于发了出来，朝着对方的干部吼道：“哪个填，哪个不是人！”对方的干部也火了起来，回敬了一句：“哪个填，不是他妈父母养的！”
工地上数十个中队的犯人也停了下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大批随队来的解放军也警觉起来，扛在肩上的枪支也端在手中……
“不干了，收工！”曹指导员对着自己中队的犯人大声喊着，怒目直视对方。
“你不干，我也不干，收工！”另一中队的干部也对自己中队的犯人大声喊着，同样的眼神对着曹指导员。
于是，两个中队的犯人迅速收拾好劳动工具，排好队，在解放军战士的押送下，朝各自中队走去。
此时，时间才是下午三点钟。
工地上，另外数十个中队的干部、犯人奇怪地看着这两个早早收工的中队。
“怎么啦？现在才三点多钟。”
回监的路上，一些犯人知道为什么早收工，什么也没说，那些不知为什么早收工的犯人心中直犯嘀咕：“曹指导员的老婆又没有来，怎么就收工啦？”
这一场争闹，我们称之为“水库风波”。
水库风波过后，曹指导员再也不带工上吕庄水库挑土了。
那道深深的分界线后来在双方中队一对一轮流倒土的过程中终于填平填实了。
事后，两个中队各有几个犯人被关了禁闭，罪名是“带头聚众闹事”。
一百多封没有发出的信
又过了一段时间，监内传出曹指导要调走了，又有人说他要调回老家工作了，要回到小妇人的身边。
终于有一天，他叫了几个犯人，其中有我，跟着他来到他住的宿舍。
宿舍的门口，早早停着一辆解放牌卡车，车牌上明显不是常州地区的号码，司机坐在车外吸烟。
“你们给我把房子里的东西统统搬上车。”曹指导员吩咐我们。
房间里早已收拾好，七大捆八大扎的，那是前天晚上工具房的犯人帮忙收拾好了的。
“给我把隔间的木板也拆下来，搬上车。”说着拿出两把钉锤，随着叮当作响，一大堆大板拆了下来，那木板足有五厘米厚。
曹指导员的东西果真不少，挤挤压压地装满了一卡车。可那年他来时只是空着手，拎着一只帆布箱子，时间才过去一年的光景。
东西搬完后，屋里已经空荡荡的了。曹指导员叫我们再去看一下，此时他已经坐在驾驶室里，汽车开始发动了。
我回到那空荡荡的宿舍，只看见靠墙散落一地的信件，那一封封贴着邮票寄托了多少犯人无限希望的信件，请示他被他十分爽快地收下的信件，他竟一封也没有给发，而且还落得犯人直叫他“好”！我找出了其中我的一封信，拿到手中，直感到手在抖，却欲哭无泪了。
曹指导员走了，随着解放牌卡车扬起的尘土而远远去了，永远地不会再回来了。我捡起那地上的一封封信，双手捧不下，我感到好沉好沉、心中感到被愚弄和被欺骗，那原来心中还尚存的一点点光明和希望，瞬间消逝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我把这一大捧信交给了不久前刚刚调来的一个干部，他也姓王，不过听说是犯了错误被降职的，虽然他来的时间不长，却很受犯人欢迎。
第二天出工，是他带工，队前的训话中他谈到昨天那一大捧信：“昨天下午，我把曹指导员留下的一百多封信给发了出去，你们不要因此而恨他，也不要因此而欢迎我，因为我知道，你们写一封信也不容易，好了，出工！”
可是私下，只是很小的范围他跟我们讲：“没有哪一个干部会真心关心你们，自己的事还管不了呢？”
我想，这是就他的经历而讲？还是泛泛地指全体干部而言？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后来担任指导员的徐队长听到此事后，怒斥走了的曹指导员：“贪得无厌！”
一副苦大仇深面孔的黄队长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倒退的非常时期，对于千百万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灾难。那时整个国家毫无法制可言，社会如此，监狱也不例外，曹指导员就是一个例子，但决不是他一个人，监狱中的大多数干部也和曹指导员差不了多少，只是形式和做法上不同罢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比喻，那时劳改农场的干部就是“农场主”，就是“奴隶主”,那投入改造的犯人就是众多的“奴隶”，他们可以随时随地使用他们，而不必付一点点报酬。那时监狱中的管理方法主要是处罚为主，超体力的劳力，十分低廉而又根本吃不饱的毫无油水的伙食，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代替了所有的一切。而若是执行这一处罚的管教干部素质十分低下，文化水平又不高，则是犯人们无法改造向上的原因之一。
监狱中有一个黄队长，五十好几了，不是党员，却比党员还党员，在劳改队里折腾了几十年，混得也够差的了。混得虽不好，但数他管事最多，犯人的事要管，干部的事也要管，俨然是劳改队大当家的，然而偏偏不管自己屁股下那一大堆的屎。
政治犯在看报纸，他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阴阳怪气地说：“在看什么？你在看第四版吧！”
第四版是时政版，政治犯当然很关心，他这样做并不会考虑到政治犯对他的恶心。
有一次，一个犯人开账想买一块镜子，这再普通也太平常了，可他却不同意，并在大会上讲：“×××开账还要买镜子，让我给划去了，光头有什么好照的！”
干部分胡萝卜，也是由犯人代为称的，这当中犯人有时会给他认为比较好的干部分得好一些，分得多一些。黄队长会突然要求重称，多了刨回去，并把负责称的犯人臭骂一顿，说是“腐蚀拉拢干部”，那几个干部知道了，又当着我们的面大骂黄：“死一个老婆，还要死一个！”
当时，他的老婆刚死，不到几个月，又结婚了，要了一个竹箦桥的女人，不顾膝下还有六个儿女。
一次，有个犯人薛麻子在工地偷了一个山芋吃，被他看见了，硬是批斗了一个晚上。他坐在那里监督批判，破口大骂：“你是人，还是畜生。”
而就在前一天的晚上，他却叫犯人赖福顺把白天分剩下的胡萝卜趁着夜色倫偷地运到竹箦桥他刚娶的女人家中，而这分剩下的胡萝卜，赵指导员是吩咐送到养猪场的。
冷酷的现实在犯人的心中时时掀起巨大的风暴，对这样的干部的厌恶和憎恨，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加剧。
犯人在监狱中除了参加超体力的劳动外，有时还必须付出额外的体力，去为干部服务。
难得的一个休息天，犯人徐×正在洗自己的被子，黄队长进来把他带出了监狱，正浸在水中的被子还没有洗完。黄队长把他带到家门口，让他等在那里，连门都不让进。
他的几个儿子搬出来六床被子，吩咐他拆洗，“六床被子”！徐×一下子傻了眼。整整一个上午，六床被子洗净晾上绳子。而黄队长那几个早已长大成人的子女却站在旁边，指手画脚，却一动不动。
该吃中饭了，黄队长的屋里飘出阵阵饭菜的香味，精疲力竭的徐×却被黄队长带回监房吃中饭。
刚刚吃完饭，徐×正想动手洗一下自己上午浸在水中的被子，黄队长剔看牙打着饱嗝又把他带出监房。
整个一下午，徐×又翻好了六床被子，等到那被太阳晒过发出香气的被子整齐无言地码放在那里时，徐×连腰也直不起来了。
整整的一天，黄队长一家竟然连一口水也没让徐×喝。
透过树丛中隐约看见监狱墙上那一米见方的黑体大字：世界上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此刻却分外醒目。
徐×忙碌了一天才回到监房，向我们讲述了白天所发生的一切，犯人们都十分气愤，只是从心中重复了黄队长批判薛麻子时的那句话：“你是人，还是畜生。”
当晚，徐×睡在只剩棉花胎的被子里，被面和被里还是湿的，挂在外面。
他睡得像死去一样，太累了。
黄队长终日摆着一副阶级斗争苦大仇深的训人的脸，也终于有一天轮到他难堪的时候。
一九七六年溧阳闹地震，他擅自偷了几卷犯人仓库中的塑料布，被另一干部捅了出来，脸色阴沉了好长日子；他托南京犯人的家属带东西给他在南京的姐姐，被指责为阶级路线不清，据讲还写了检査。
难怪他在劳改队几十年也入不了党。
他时常在犯人面前，尤其是那些有技能“单飞”的犯人那里打听其他干部的事，比如徐干部偷花生运到句容黄梅老家，赵指导员叫犯人编织渔网用去几个工……
可他前脚刚走，后脚那个犯人就把此事讲出去。实际上监狱中的每个干部都有几个他认为信得过的犯人，常常叫这些人给他干私活，或者利用他们通风报信，提供消息，来达到干部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你整我，我告你的目的。
在政治上，干部决定了犯人的一切乃至命运，然而在一些经济问题面前，则是犯人决定了一切。干部要想在经济上达到某些目的，必须要利用犯人。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仗地去做那些逾越规章的事，必须利用犯人。而犯人呢？则为了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乐于去做这些事情，以改善自己的处境，更多的是想，反正又不是我的，给哪个不是给。
然而在那时的监狱里，还是有我尊敬和怀念的人，他不像“农场主”，也不像“奴隶主”，他是黄指导员，大名黄连宝。
令人尊敬的黄指导员
吕庄水库风波过后，曹指导员走了，来了一个新指导员，就是黄连宝。
他也是复员转业军人，四个口袋的他在部队是当官的，高大的身材，足有1.8米以上的块头，话不多，但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
刚到吕庄水库的工地，看着那高高的水库大坝，他双眉紧皱。顺手抄起一副犯人的担子，装上满满的土，看一下表，二话没说，大步迈上前去，中途歇了一肩，稍许又上肩。到了坝顶倒土出去，不紧不慢地回到挑土的工地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整个来回所用的时间。
犯人们都惊住了，不知为什么？以前没有任何一个管教干部这样做啊……
第二天在去吕庄水库之前，黄指导员队前训话：“昨天我试了一下挑土上坝的时间，一来一回，不紧不慢要20分钟，也就是一个小时挑三担，四个小时劳动照这样算要12担，你们不能跟我比，你们上午的指标是10担，听到没有？”
“听到了！”犯人们异口同声发出从未有过的叫声，然后心情舒畅地出工了。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整齐的发自内心的叫声，仅此一次，以后再也没听到过。
“行高于人，众必服之！”
没有几年，黄指导调到矿上当教导员了，老天也算有眼，这样的人应该上！那一年我陪同学去竹箦煤矿办事，见到了他，他已经退休，讲起当年的事，
我依然还很感动，他还认得我：“你那时是拍埂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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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知青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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