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破获多个大案，被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不幸蒙冤，过早离世

1951年1月24日，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来到广州。当晚，他突然宣布，以 “包庇重用了一批敌特和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罪名，将时任广东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泊及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逮捕审查。

随后，陈泊被宣布是“国际间谍”和“大特务头子”，受牵连者上千人，其中仅押送北京的所谓 “重犯”就有124人。

1953年3月，陈泊以“包庇重用特务”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0年，陈坤虽于半年前死在狱中，仍被判8年。

这就是新中国公安系统的第一大冤案——“两陈案”。

陈泊

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马来语铆钉的意思），1909年1月9日出生在海南琼海博鳌一个渔民之家。

陈泊小时候读过私塾，14岁时到海口琼南兴铁工厂当学徒。1926年5月，经王文明、黎竟民介绍，陈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陈泊在海口被国民党军警抓捕。在狱中，他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关押一个月后，其亲戚花钱将他保释出狱。

出狱后，陈泊在王文明领导的琼崖讨逆革命军中担任手枪班班长。琼崖讨逆革命军改名为琼崖工农红军后，陈泊被任命为排长，后因作战勇敢升任副连长。

海南解放时琼崖当地的战士

1928年，海南的革命斗争遭受重大挫折，陈泊被迫逃往海外，先在印尼苏门答腊岛驻留一年。与马来亚共产党取得联系后，陈泊前往雅加达，担任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队长，负责保卫、营救和除奸工作。

1931年，马共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被捕叛变，出卖了上百名革命同志，并带领警察四处抓人，新加坡地下党组织危在旦夕。陈泊接到命令：诛灭叛徒李锦标。

就在陈泊等同志付诸行动的时候，在酒店存放的自制炸弹突然发生了爆炸，陈泊脸部和左眼被炸伤，左手手掌被炸掉，当场晕死过去。

当陈泊醒来时，人已在医院，左手截肢，全身是伤。陪伴他的是几个当地警察。一番审问后，陈泊一口咬定炸弹是别人扔进房间的，自己是无辜受害者。

案件为此拖了近一年，毫无结果。最后，失去耐心的当地警察部门将陈泊冠以“危险分子”的名义驱逐出境。

1932年初，陈泊经香港前往厦门短暂工作，后又到上海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上海码头工人总工会、上海海员工会党的书记。

1936年12月，和组织取得了联系的陈泊前往延安。在抗大学习半年后，中央组织部根据他的特长，安排他在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担任侦察科长。此后，陈泊与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被誉为延安情报界、保卫界的三大侦察专才，并被毛泽东称赞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陈泊与夫人吕璜

陈泊虽然左手残疾，但是凡事都讲究亲力亲为，并且能伪装得很好，最重要的是他搞情报真的很有一手，每次他不出手则以，一出手就准有大收获。

一次，陈泊根据情报得知，一个特务将化装成《中央日报》的记者混入边区，任务是检查邻近几个县的“反共”工作。一番布置后，特务被边区保卫处抓获。陈泊很快想出点子——冒充这个特务，把那些潜伏在延安的特务一锅端。

一番准备后，陈泊手持《中央日报》的记者证，来到了国民党延长县党部，点名要见书记长。诚惶诚恐的书记长好酒好菜招待陈泊后，又把他们收集的我党情报向陈泊作了详细汇报。陈泊在听取过程中特别留意了情报的来源。

陈泊依葫芦画瓢，接连前往国统区的六个县，把当地国民党县党部掌握的我党情报详细地了解一遍。

确定没有遗漏之后，陈泊回到了延安。延安保卫部门迅速行动，一举捕获了40余名潜伏在延安的国民党特务，陈泊立下大功，一时名声大振。

陈泊不仅心思细腻，而且有勇有谋，他提倡搞情报工作不能一成不变，对于可以争取过来的国民党特务，一定要努力争取，尽量让他们打入敌人内部变成我们的内线，只有这样内外开花，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万无一失”。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社会部的同意。而李茂堂就是陈泊这一建议结出的硕果之一。

李茂堂

大革命时期，李茂堂曾经加入我党，被捕后加入了中统，后来在我党争取下，李茂堂决定洗心革面，做一颗钉在中统内部的钉子。李茂堂后来历任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为我党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1943年，经毛泽东同意，李茂堂重新加入了共产党。

李茂堂提供的情报

陈泊渐露锋芒，在谍战中愈发得心应手，而他与军统头目戴笠的第一次间接交锋也即将展开。

1942年春节前夕，陈泊接到报告，我驻庆阳县秘密哨所抓获了一个行动诡秘的男子。经过审讯，该男子交代来自国统区，名叫祁三益，是汉中特训班的教官，此次来延安，负有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与中共保卫部门的负责人洽谈。

这天深夜，陈泊赶到庆阳秘密会见了祁三益。经过长谈，两人交流得甚为融洽。

原来，祁三益是被迫加入军统的。当年，他和几位进步青年朋友准备前往延安投入到抗日救国洪流中，但走到临潼时落入了国民党特务之手。特务见他谈吐不凡，遂将他安排到西安学习谍报技术。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汉中训练班以教官的身份训练新学员。

汉中训练班是戴笠创办的特务机关，学员多是一些没文化的孤儿、悍匪、痞子之流，平时彼此互不认识，只用代号交流，训练内容包括刺杀、爆破、枪术、截取情报等，训练班每三个月为一期，现在已经是第九期了，每期结束后，学员会以进步青年的身份潜入延安，等待机会破坏我军设施、刺杀我军领导人等。

国民党女特务

祁三益作为教官，见过训练班的所有学员，虽然不知道姓名，但是可以指认。

坦白完这一切，祁三益提出了一个要求：回老家庆阳三天，看望老母亲和妻子，三天后准时回延安。

陈泊考虑后答应了祁三益的要求，并表示不会派人跟随，祁三益喜出望外，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其实，当陈泊把祁三益的这个要求汇报到边区政府保卫处进行讨论的时候，绝大部分同志是不同意的，就算同意的也认为一定要派武装人员跟随，但陈泊是力排众议，在请示上级后，提出了自己的三点理由：

1、庆阳属于八路军的管辖范围，祁三益依旧在掌握之中。

2、就算祁三益想跑，他一家老小都在庆阳，总得有所顾虑。

3、祁三益如果想跑，就不会交代那么机密的情报，这证明他有诚心。反之，他就不怕我们公布他的所作所为吗？

所以，陈泊认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有万全把握，就不如顺水推舟，赢得祁三益的信任。

祁三益果然不负陈泊所望，三天后准时回到了延安。在回家的几天时间里，祁三益到处听到的都是对八路军的赞许，而这也更加坚定了他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

接着，祁三益和陈泊商议，决定在“五四青年节”这天动手。

这一天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吃过早饭，陈泊带上祁三益和十几名保卫干部，隐蔽在会场入口处的彩门两侧。从9时起，各单位各院校的队伍打着旗帜列队进场。祁三益睁大眼睛望着，认出一个“汉中班”的成员，就做个暗示，便衣人员便跟上去，向领队打听此人的姓名。

从人员入场到大会结束，祁三益指认出特务34人。大会结束后，保卫部门抓紧突审，又在边区各县抓获了潜伏特务20多人，总共56人的“汉中特训班”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

喜讯上报到给毛主席后，毛主席特意叫来康生了解情况。得知全部细节，毛主席赞叹：

“此人，当为奇功、当为奇功啊！此人叫什名谁？”

康生：

“此案是布鲁同志一手经办的。”

毛主席风趣地道：

“这个布鲁这是延安的“福尔摩斯”啊，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要是有十个布鲁保护延安就好了。”

此后，陈泊“福尔摩斯”的雅号就在延安传开了，陈泊也被提升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保卫部长。升职后的陈泊，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延安的形势愈加严峻，此时的陈泊就像一只随时准备出击的猎豹。在破获“汉中训练班”大案1年后，陈泊以极其敏锐的嗅觉，提前洞察出了国民党特务对我党领导人实施的暗杀行动。

1943年6月上旬，陕北相继发生了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延安留守兵团警7旅对其进行了围歼，当场击毙7名武装特务，但没有留下活口，此举受到了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的批评。

两起特务偷越案，引起了陈泊的极大警觉。陈泊将案情上报中央后，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

没有线索就只能自己主动出击。陈泊命令保卫处全员出动，在延安内部进行全面排查，特别对近期抵达延安的人员进行重点摸查。

陈泊还每天安排专人从中央军委和中央办公厅，抄回中央主要领导日常活动的计划安排表，认真阅看。这天，他从计划中看到了这样一项内容：6月22日上午10时，毛主席接见新四军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

陈泊立即前往中央军委保卫部，向时任部长钱益民询问后得知：田旅长是今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进入晋西北，并从晋西北进入延安的。他在到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但称所持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已在渡海战斗中丢失。

看起来毫无破绽，但陈泊直觉这里面可能有问题，于是建议钱益民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发出询问电，近期是否有新四军旅长经过晋西北。当天下午，两个兵站均发来回电，表示并无新四军旅长经过。

陈泊闻讯，赶往钱益民处要求先控制住这个已在招待所住了5天的“田旅长”，再向毛主席汇报，决定是否接见。

从两起特务武装偷越哨口案，敏锐地察觉到敌人可能近期有大行动，促使军委下达了严防的命令；在敌暗我明的情况下，主动出击，从而发现线索，并一举击中了要害，陈泊不愧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陈泊与助手们用了整整两昼夜的时间，终于将“田守尧旅长”审查清楚：此人果真是军统派来刺杀毛主席的高级特务！在受到毛主席接见时，他准备用消音袖珍手枪近距离刺杀毛主席。这个不惜身死欲立“奇功”的特务，绝对没有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没能逃过陈泊的火眼金睛。

在陈泊将调查报告呈交钱益民时，钱益民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

既然是假冒的田守尧，那真的田守尧去了哪里呢？原来，当时真的7旅旅长田守尧和妻子在接到前往延安开会学习的命令后，跟参谋长彭雄一行人渡海于山东鲁南地区，因船只搁浅，与日军3艘汽艇遭遇。激战中，由于寡不敌众，田守尧夫妇、彭雄等18位干部英勇牺牲。

军统特务很快获得了旅长田守尧牺牲的消息，并将情况告知了重庆总部。戴笠觉得可以趁机大作文章，于是找了个与田守尧身材相近的特务，再进行易容伪装，冒充田守尧潜入了延安。

就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却被陈泊硬生生地扭转了局势。陈泊此举，再次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赞扬。

1946年，陈泊被派往东北，先后担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松江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省公安厅长。

1949年，陈泊随四野大军南下到达江西，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

1949年10月，时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长的叶剑英，将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

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还有三名副局长，孙乐宜、朱明和陈坤，陈坤是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分局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熟悉广州的情况。

广州是解放军攻占的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国民党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一批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破坏广州的治安。

为了整治广州当时的混乱秩序，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陈泊一上任，就组织了一支武装便衣队，称为“特别工作队”，由副局长陈坤领导。特别工作队利用旧政权的警特人员和三教九流人物“以毒攻毒”，使广州的抢劫案迅速减少，也使一些国民政府潜伏下来的特工、情报人员纷纷落网。

但是，特别工作队一些队员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甚至还发生了一起误杀公安人员的严重事件，在内部引起一些争议，因此特别工作队在活动48天之后解散。

此外，广州市公安局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数百警员充实公安队伍。据《文史精华》记载，在半年内，广州市的公安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的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抓获特务11人，包括台湾所派遣的军统上校组长，并使特务电台的报务员为我所用；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内线关系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取得一批军统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据此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与地下党组织联手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蒋介石特批给李宗仁赴美的三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

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委对市公安局的工作大为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

“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可是，谁也没想到，四十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陈泊，干得正得心应手的时候，却突然遭到灭顶之灾！

1950年春季，在陈泊到广州工作刚刚三个多月以后，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谭政文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被降为第一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

《文史精华》记载，1951年1月24日夜晚9时，正在家里办公的陈泊，被省公安厅人事处长派车接到华南分局的一个小会议室，由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长宣布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副局长陈坤。三天之后，陈泊与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陈坤与妻子高华及三个小孩，被押送到广州火车站，由一个班的战士武装押解北京。两个昼夜到达北京后，两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

陈泊与妻子、孩子

继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有三百多人被抓，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七百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1951年4月底的一天深夜，被软禁在北京的陈泊与陈坤，尚在睡梦之中，一个班的荷枪实弹的军人突然将他们戴上手铐押走，投入了公安部监狱。

两年多之后，加在两陈头上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的罪名不见了，变成了“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病后得不到医治而含冤去世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1961年，陈泊刑满释放，回到北京。不过，由于外出寻访老战友，在出狱后第5天，又被从家中带走，押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进行监督管制。

很多人在为他鸣不平，老领导叶剑英也做了不少努力，据说他曾力保陈泊是清白的，并举出他的断臂是最好的佐证。没想到，当时公安部的一位领导回答说：“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 ”

叶剑英无言以对。

1972年2月，陈泊处于胃癌晚期不能进食，最后呕吐至昏迷不醒，终于离开了人世，年仅63岁。

陈泊、陈坤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1982年5月，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两陈追悼大会，亦即平反大会。公安部长赵苍壁在大会上致悼词，指出：

……陈泊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锄奸保卫工作中，坚决打击敌人，保卫人民。特别在延安九年，对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广州解放前夕，他被派往接管广州治安。在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领导下，迅速恢复了广州的治安。在破案工作中，他总是亲临现场，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组织破案，防止敌特破坏，保卫了广东各个重要设施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陈泊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他忠心耿耿，坚持原则，兢兢业业，实事求是，努力工作。他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大胆无畏，刚直不阿，作风正派，热爱党的锄奸保卫事业。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己和。他爱护干部，联系群众，遵守纪律，艰苦奋斗，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生。

但在全国解放初期，对陈泊同志曾作过错误处理。现经复查，已予平反，恢复名誉……

至此，折腾了整整三十年，使一千多人无端受到牵连的“两陈冤案”，终于被彻底翻转过来。

来源：八月老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