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仃洋上孤岛守关人

大铲岛上标志性的海关石碑。

广州海关所属大铲海关关员集结准备出发。

潘光生（中）驾驶船艇。

大铲海关关员朱文生在船舶上工作。

大铲海关的快艇乘风破浪。

曾于700多年前被文天祥写入《过零丁洋》的伶仃洋，位于珠江口外的喇叭形河口湾，“喇叭口”的天然关隘是一座面积仅为0.92平方公里的无居民海岛——大铲岛。自1899年在岛上设立海关机构，大铲海关已有122年的历史。1949年11月，大铲岛迎来解放，随后的70多年里，先后有1200多名共和国海关关员守护在祖国南大门的重要关口——他们的名字，被镌刻在岛上的一面光荣“大铲墙”上。

如今，依然有120多名关员24小时驻守于这个湿热多雨、蛇虫出没的海岛。这里远离市区和人群、繁华和热闹，每个月关员只有数日可离岛归家，10年、20年、30年……时光倏忽而过。“我们是为了工作而生活。”坚守多年的老同志笑道。近日，海关总署为全国109名海关工作人员颁发“海关扎根艰苦地区边关工作荣誉章”，大铲海关有69人获此殊荣，其中，33块金质荣誉章特别授予驻守海岛超过30年的人员，33人均来自广州海关所属大铲海关。

24岁的蔡心欣今年10月就将迎来驻岛两年的期限，可以提出下岛申请，她心里却打定主意，“我还年轻，不急着下岛”。 “可能在别人看来，长年累月待在这个小岛‘与世隔绝’，既无聊，又无趣。”她说，“但岛上每一天的落日都不一样。每一天，它的美还是让我震撼。”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林琳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林琳 通讯员关悦

8月30日上午7时许，一辆交通车从位于广州珠江新城的广州海关机关大楼出发，载着一车皮肤黑黝黝、戴着墨镜的“硬汉”和他们身旁的行李箱。大铲海关办公室的“娃娃脸”陈侃如一大早从位于黄埔区的家中出发来赶班车——每周一，班车把关员们送往大铲，轮换一批关员下岛回家休息。

老关员曾被称为“四天爸爸”

他笑着询问记者是否带好了防晒霜和伞：“大铲的太阳很毒，我们没有一个不是黑皮肤的。”

开车的师傅跟熟悉的“老伙计”打趣：“你那金牌，得拿来给我瞧瞧啊。”老关员笑着回复：“回头我不但带给你看，还让你挂在脖子上拍照留念。”

一个多小时后，车辆抵达深圳妈湾的一个小码头，关员们迅速下车、过闸，登上岸边的小快艇。飞速前进的快艇带起了海里的白浪，关员们习以为常，站在快艇内、甲板上稳如泰山。

不到5分钟，快艇便慢了下来，缓缓靠岸，来到了珠江口的“咽喉”——大铲岛。一个小小的码头、几栋矮矮的小楼，就是大铲海关的办公地，岛上一面墙壁上写着醒目的标语：“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

大铲岛是一个有历史的岛，沿着海岸走，右边是蓝天白云、闪着光的海面和缓缓经过的船只。左边一步一景，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所立的“九龙新关大铲厂界”石碑，有曾经为许多船只指引过方向的红色灯塔；有印着中国海关徽章的“海上反走私第一关”石塔，塔身刻着大铲海关历经风雨的亮眼成绩；还有“大铲雄关”的对联残碑，20世纪40年代所建的办公用房“旧红楼”，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岛上用水问题挖下的井……

岛上的每一景都有一个过去的故事，也有很多故事正在发生。“‘岛民’们都有一肚子的话可说，但你要能先‘撬开’他们的口。” 大铲海关副关长孙永民说，从前老关员只能一个月回4天家，因此被称为“四天爸爸”。因为交通不像现在一样发达，那时回广州一趟，路上可能就浪费了一两天，所以大家常会选择干两个月才休一次假。现在交通便利，岛上的海关人已能一周回家一次，因为难得回家，到家后他们都不愿意外出，帮家里干点活，陪伴家人，慢慢地朋友圈越来越小，生活越来越简单。孙永民咧嘴一笑：“想要他们畅所欲言，就看你的了。”

成为海关人是命中注定的

在一间窗户对着码头的会议室，潘光生成了第一位给记者讲故事的老船员。

自1987年上岛，潘叔已经在大铲工作了34年——他也获得此次的金质荣誉章。那一年，大铲岛上一共来了20多名船员，其中超过一半人留到现在。那时年富力强的他们并未曾预料到，自己会在这个小小的岛上坚守30余年。

在海军部队历练了4年后，22 岁的潘光生来到大铲海关当船员。“刚来的时候，这里的环境真的很恶劣，没有海岸路，没有栏杆，到处杂草丛生。岛上没有水，要自己挖井；没有电，要靠我们自己用机器发电，晚上9时准时停电。”潘叔说，因为岛上没有宿舍，一些关员当时只能住在船上，4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24小时，房间都处于晃动状态里，一直到1995年，关员们才上岸居住。

“我还记得那些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只能看到海上的灯标，偶尔看到远处的船只上散发的一两盏微弱的灯光。”潘叔比画着，把记者带入了当年的大铲岛。

早年，巡航和长时间的瞭望是潘叔和队友们的日常工作。出船后，他们要配合行动队员选择位置抛锚瞭望观察，一发现嫌疑目标就起锚、追击。“我记得，当时还没有电动起锚装备，要几个年轻人拿着一米多长的棍子卡进起锚机转盘的孔，几个人像推磨一样用力，才能起锚。”潘叔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一晚一共起了7次锚，追击了嫌疑船只7趟。

潘叔曾亲身经历过一系列缉私大案要案。当他如数家珍地列举，看到记者敬佩的眼神后，又立即谦虚地说：“我只是开开船而已。”实际上，行动要想顺利进行，驾驶员绝不是靠简单地开船就可以完成。

在查处2002年担杆岛水域大型走私香烟案中，整个航行时间长达20多小时，队员们既要与风浪搏斗，又要与嫌疑人斗智斗勇。潘叔还记得，当天下午3时多接到情报，20多人的队伍出发担杆岛，进行海面搜索。海上正是风急浪高，整个晚上，缉私队伍都没能找到目标船只。到了早上6时许，队长问“要不要回去”，潘叔判断，所驾驶的船艇虽然连续运行了10多个小时，但状况良好，于是建议“都熬了这么久了，再搜搜看”，继续往前搜索不到1小时，队员们终于隐约看到符合情报特征的走私船只，贴着中国香港方向的水线慢慢驶了过来。大家精神一振，完全忘记了疲累，等船只一过水线，立马冲了过去，跳帮、制服嫌疑人。

“这个案件影响很大，因为行动过程非常艰难，有3个人都立了三等功。”潘叔说，他就是3个人中的1个。

“我在大铲岛34年中，每个阶段都会有很惊险的事。”潘叔说，有的现在想起来还有后怕，“比如在水上迷航，以前的经验完全起不了作用，分不清方向；有时遇到大雾，分不清水下的深浅，不知会不会触礁；有时押着走私船艇返航，遇到嫌疑人的同伙前来抢人，会有几艘快艇突然包围过来。”

最令潘叔觉得惊心动魄的瞬间，是有一次执行任务时刚到外海，就目睹巨浪从船头冲到船尾，驾驶舱前的挡风玻璃几乎要被震碎，队长不得不取消这次行动，但光是在巨浪前把船掉头，潘叔就用了十几分钟：“除了要‘勇’，这还是个技术活。”

再过几年，潘叔就要退休了。回忆起过去的日子，潘叔并不觉得苦，也不觉得寂寞，只是觉得常年在外，愧对家人。“孩子一两岁的时候，经常半夜发烧，我爱人没人帮手，只能自己带孩子去医院。”说起所有惊心动魄的过往时，表情平静淡定的潘叔，这时却不禁动容，“我经常回想，那时她得多无奈和无助啊！”

34年里，潘叔不止一次想过，如果当时自己回到海南老家，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然而，当他还是一名海军战士时，就对海关这个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是秋天，我看到他们穿着海关制服，感觉和军装一样笔挺、庄严，我心里很喜欢。”潘叔露出由衷的微笑说。退伍那年，广州海关到部队招人时提出的条件，刚好他契合，“我想，成为海关人，是命中注定的。”

追击走私如同电影大片

“没想到我从船体驾驶专业，竟然‘转型’成了海关人。”翟进的故事，也从感慨“命中注定”开始讲起。2000年，23岁的翟进大学毕业后来到大铲岛，一开始跟着师傅学习驾驶，3个月就能单独操作，又用了一两年摸索、积累经验，熟悉珠江口的水文情况，四五年后，他便当上了行动队长，带领队员们出海执行任务。21年后的今天，他已成长为大铲海关缉私分局副局长，也是水上缉私的业务专家。

听他的故事，就如同身处电影大片中——驾船追击嫌疑船只，被多艘船包围撞击；驱车抓捕走私嫌疑人，车辆又被撞翻……

说起这些惊险的经历，翟进打开了话匣子。他回忆，有一次，当海关船艇已经追到离走私船只几十米远时，走私嫌疑人为了消灭证据，竟然把船只的进水口阀门打开，然后跳上小艇逃离，一部分队员前去追击，一部分跳帮搜船，由于忙于寻找证据，直到船只慢慢下沉，大家才发现海水已经悄然灌入船舱。

当记者问及20年来，哪一次缉私任务最惊险时，翟进说“太多了，都惊险”，再一思量，他说印象最深刻的，是2007年的一次行动。

那天下午海关收到群众举报，有一艘船将从境外走私，运送一批高值货物进境，于是翟进决定在晚上派出两艘海关快艇前往稽查。翟进带了四五个队员，分别乘坐两艘快艇悄悄出发。“我还记得那天刮着东北风，珠江口的大浪排山倒海。”翟进回忆道，快艇一过伶仃岛，便遇到巨浪来袭，方向变得难以控制，而另一条快艇的情况更加危机，快艇舵机突然失灵，那艘船就像车没了方向盘一样。翟进怕船会撞到岛礁，赶紧打电话问旁边快艇上的队长有没有危险，需不需要救援。

“但队长回答我：‘安全没问题，不用救我们，先抓人’。”翟进说，他当时没有时间纠结，只能当机立断往嫌疑船只方向追击，半小时后，翟进终于追上走私船并控制住嫌疑人，这才请求支援，把另一艘船拖回大铲岛。

“我们的同志在危险面前，首先考虑的从来都不是个人安危。”翟进感动地说。

有一丝疑点都要彻查到底

陆帆被年轻的关员们戏称为“大铲海关的颜值担当”，其实，他也是海关中途监管业务的“实力担当”。作为迅速成长起来的“80后”关员，他那漫不经心的“标志性笑容”背后，是工作上的极度冷静、专注和仔细。

“现在水上走私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包括作案手法、品类等都有变化。”陆帆说，想要做好海关监管，前期的知识更新、风险研判和事后的总结学习都非常重要。他给记者举例，今年大铲海关查获了一起人体血液样本走私案件。这个案件曾在广州日报微博发布并登上热搜，成为群众关注、议论的热点话题。

“在这之前，我们从没查获过类似的生物制品，刚好这一次队伍中有一位有经验的关员，看到初步查获的夹藏物品中一个箱体有生物制品的标识，于是组织彻查，最终发现了一大批生物制品。”陆帆说，“这个案子，队员们想起都有些后怕。每个关员都必须好好学习”。

谈起走私分子在夹藏方面的“新发明”，陆帆无奈摇头说：“纵然他们挖空心思，我们也能见招拆招。”有一次，他带队登临了一艘船，但怎么也找不到夹藏入口，最后发现看似一体的床，床板下竟然藏着一个大仓库。又有一次搜查走私红油的油口时，他发现船内有一堆地砖，觉得不对劲。“你猜这是啥情况？”陆帆说，“我把洗手间地板上的每一块地砖撬开，才发现油口——原来他们每次要抽油就撬开地砖，用完又用新地砖补回缺口。”

陆帆介绍，因为有利可图，货柜、机柜、船头、揽桩、消防管道、船舷两侧等，船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被走私分子改动用来藏匿。“最让我惊叹的是，他们还竟然把手表密封后丢到油箱里。”陆帆说起来简直被气笑，“有一次我们把机舱水抽干后，居然找到了几百只走私手表。”

查获这些走私物品，除了要有大胆细致的“奇思妙想”，还需要关员们爬到油舱、机舱里，在污油和不透气的舱体中翻查。“从没有队员怕脏或怕危险而不愿意上。”陆帆说， “大家心里都知道，哪怕只有一丝丝的疑点，我们都要彻查到底。”

“瞧，这是多么有意思的大铲”

海岛上的天气，比孩子的脸还阴晴不定。一打雷，心里最不安的可能要数“毅哥”了。“毅哥”岑毅的工作不在监管打私第一线，但工作任务也很重——维修保养船艇，保护油库安全。他笑称自己每天的神经都绷得很紧：“容量100吨的油库，我们要防火、防雷、防炸，艇上的任何一个螺母松动，都有可能会起‘蝴蝶效应’，令水管漏水导致沉船。”他指着同事李选青：“刮风下雨时，青哥都50多岁的人，也要冒着风雨去看缆绳有没有松，怕缉私艇被吹走。”

“人在大自然面前很渺小。”和潘叔同年上岛的老船员朱文生感慨说道，“在海上‘讨生活’，看的是海的‘脸色’。”

而在风平浪静时，大铲岛周边的海给“岛民”们带来的是无限欢悦。“我上岛不到两年，和老前辈们驻岛时间比微不足道，但还是有人问我会不会很无聊、无趣。”对蔡心欣来说，岛上每一天都是新的，工作与生活并不纯粹在重复，她每天看到的落日之美各不相同，“就算是现在，每一天我们都还是会因为那一瞬的惊艳而‘拍拍拍’，拍下日出、日落，朋友圈。”

在海边的小路上，有一个特别适合看日出和日落的地方，晚饭后散步的时候，“岛民”们喜欢在这里拍照。关员胡戎说，在岛上的基站建起来之前，这个地方的信号最好，也距离大陆最近，大家总喜欢在这个地方打电话给家人，这里有一道温馨的“打电话风景线”。

再往前走，是大铲海关的石塔。夜幕降临的时候，石塔上的海关徽章熠熠生辉，而海的对面，是广州南沙、深圳妈湾，那里都有彻夜明亮的繁华灯光。

三周前，蔡心欣开始在石塔前带领同事们跳“广场舞”——这是由大铲海关关长钟汉莎发起的集体活动，目的是让驻岛的同志晚上聚起来，一起锻炼，加强交流。

每天晚上一个小时的锻炼，大家的进步越来越明显。在夜幕下，不同年纪的关员们面朝大海，认真练习，中间休息时互相示范，交换心得。“蔡老师”不断响应呼唤上前讲解。

夜跑的关员穿着负重背心，三三两两结伴跑着，一下子就绕了海岛一圈。海钓的关员背着钓具归来，有人远远问他有什么大收获，他豪爽笑着说“钓了个寂寞”。办公区有人在加班，室内篮球场上的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

作为大铲海关第一任女关长，钟汉莎认为女同志理应比男同志更细腻一点，海岛上“越是艰苦，越要温馨”。在她的主导下，岛上改造妇女之家、书画室、图书阅览室，建设“初心堂”，营造拴心留人的工作环境。

“虽然我们跟外界的交流可能有点少，但是自得其乐，精神层面很丰富。” 孙永民说，“寂寞的是环境，充实的是精神。”

他的手机里有这样一张照片：雨夜、对岸灯火辉煌，大铲海关办公楼门前的台阶上，一个关员背对大门坐着，拉着小提琴。本来记者正欣赏着美图，孙永民却“画风一转”：“提琴拉得其实非常难听，以至于我上前询问原因。”年轻的关员说，他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因为思念爱人和孩子，所以把爱人的提琴抱到这里来拉。

“这个故事还有个后续。” 孙永民笑着告诉记者，这个关员最近在网上上传了一个自己拉小提琴的视频，让大家瞧瞧他经过一年学习，终于能拉曲子了。孙永民意味深长地说：“瞧，这是多么有意思的大铲啊。”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