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某凡（女，23岁），投案自首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育才派出所破获一起“帮信罪”案件。

5月22日，该派出所在工作中得到一条线索：一名涉诈嫌疑人黄某凡，出现在海口琼山区。

5月23日14时许，迫于警方压力，23岁女子黄某凡投案自首。

经查，今年1月份，黄某凡在海口某酒吧玩耍时，一名陌生女子以银行卡每转账10万元可获300元报酬为由，提出向黄某凡购买其名下的银行卡。

因缺钱，黄某凡心动了，便答应了该女子，将其在三亚市天涯区某银行办理的一张银行卡，出售予该女子，并获利10010元。

但黄某凡不知道的是，自己正因所谓的“跑分”行为，即用自己的支付账户帮别人收款转账，获取佣金，而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简称的“帮信罪”。

目前，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依法对黄某凡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期间，黄某凡的银行卡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涉案资金流水达380余万元。目前，天涯分局依法对黄某凡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帮信罪”，这个名字读起来拗口的罪名，令人意外的是，竟然在2021年刑事起诉罪名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

从“年龄”来说，“帮信罪”还很年轻。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中，新增了此罪，从当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其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

在实际中多表现为租售银行卡、电话卡；跑分；开发违规app；为相关电信诈骗app进行广告推广等行为。他们构成了电信诈骗链条中重要一环，被称为电诈“工具人”。

嫌疑人田某自2021年3月底至4月中旬，出借个人名下7张银行卡及微信支付账号，用于该团伙转存诈骗资金并从中获利，田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刑事拘留

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帮信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帮信罪”在设立之初少被人知，但从2020年开始激增后，一时间让不少人不知所以，不知“帮信”为何罪。短时间内该罪名的起诉案件猛增，也让一些法学专家担心，是否存在打击面过广的问题？

此外，大量的“帮信罪”案件表明，参与者以青年、低收入、无固定工作人员为主，甚至出现了不少在校生涉案的情形。因而，如何谨慎、妥善处理这类人，使得他们的未来人生不因此断送，也成了司法机关需要面对的问题。

从沉寂到激增

“帮信罪”在设立之初一直很“安静”。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显示，2019年之前，“帮信罪”文书不足百份，2019年有所增多，达到百份。“但之后，本罪适用迅速扩大，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嫌帮信罪犯罪嫌疑人12.93万人，同比上升8.43倍。”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艳东告诉南风窗记者。

随之的一个问题是：为何2020年作为一个“帮信罪”节点，数量陡增，并在2021年达到高峰？

2019年10月最高检、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一”）。

在“解释一”发布之前，刑法关于“帮信罪”的表述较为模糊。表现为既不好确定“明知”的情形，也无法明确何为“情节严重”，而这两者是确认“帮信罪”的要件。“解释一”列出了“帮信罪”中“明知”和“情节严重”的7种情形，给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办案审判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从而使得效率提高。

深圳某区的一位反诈民警告诉记者，他们的确是在“解释一”发布后开始大量破获“帮信罪”案件。

高艳东表示，“解释一”的出台是导致“帮信罪”爆发的其中一个原因。此外，当前网络犯罪本身呈现的高发态势，导致相应帮助行为数量庞大。而且，“帮信罪”帮助手段较为集中，多表现为帮助上游诈骗团伙“跑分”洗钱、为诈骗团伙提供收发短信验证码“服务”、为诈骗团伙非法获取并提供批量社交媒体账号等行为，由此催生了大量从业群体。

另外，“帮信罪”表现为串并案多发。以贩卖银行卡为例，行为人收售的银行卡由于实名认证限制，往往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大量购买，导致涉案地区广、人数多。再加之2020年10月，公安部、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行动”，集中严厉打击租售“两卡”（行为）。

2020年10月，公安部、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行动”，集中严厉打击租售“两卡”（行为）

犯罪人数多和打击力度大这两点的汇合，便导致了“帮信罪”人员数量的井喷出现。

而还有一个不怎么被关注，但现实的原因是——“帮信人员”是整个电信诈骗链条中最容易到案的人员。
上述深圳反诈民警告诉记者，电信诈骗中，处于上游的诈骗分子多盘踞在境外，如东南亚、中东等地。“像缅甸的瓦邦、果敢那些地方，它原来就是金三角那一块区域，是专门贩毒制毒的区域。”这导致电诈中最危险的诈骗人员常常无法抓获。同时，帮信人员大都在境内，而且其身份通过银行卡可以快速查询锁定，很容易到案。

但这并非是因为抓不到电诈的主犯而抓这些帮信人员顶罪。上述反诈民警跟记者强调，帮信行为在整个电诈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些人想要骗钱，总要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交流的工具，另一个就是收钱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收钱的工具。”

诈骗份子在境外无法也不敢直接转移骗来的资金，必须经过境内账户的转移接力洗白后再进入诈骗份子账户。因而，如果没有境内账户的参与，被骗资金很难流出。这也是《刑法》新增“帮信罪”罪名和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帮信”行为的原因所在。

别说“我不知道”

“银行卡借给朋友了或者卖给了别人，但我哪知道别人用来干啥了？”这样的情况能否避免被认定为“帮信罪”？

司法实践中，常有人以自己不知情辩解，对该罪的要件之一“明知”产生挑战。湖南人和律所律师石伏龙告诉记者，有些“帮信”人员的确不知道自己的卡被用于电信诈骗中，而且对“帮信”这种行为的违法性知之甚少。“卡商”或“卡头”在租购卡时，不会说卡的具体用途，而是想方设法打消当事人的疑虑。

但是，“就算你不知道对方是否用自己的卡实施违法行为，但你这个卡和账户是不能借出去的，一旦借出去，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违规性。”石伏龙表示，单纯以不知情来辩解，在实际中很难有效。

警方收缴的涉案银行卡及设备

高艳东说：“法律上的‘明知’由于是一种主观认识状态，除行为人外难以为外人所知，故明知的范围可认为是明确知道以及应当知道。后者需要进行司法推定，由法官结合行为人认知能力与水平、是否逃避监管、是否符合常理等因素进行判断。”比如将银行卡借给或卖给他人，既不符合银行的规定，也不符合常理，行为人应当知道该行为有违法风险。

最高检在“解释一”重难点问题解读中也曾提到，“帮信罪”的“明知”在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行为人确实不知道，只是疏于管理；另一种则是行为人虽然明知，但放任或者允许他人的犯罪行为，而司法机关又难以获得其明知的证据，导致刑事打击遇到障碍。

出于此，“解释一”细化了“明知”的七种情形，包括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等。其中，交易价格或方式明显异常这一情形，就足以让不少“不知情”的辩解理由失效。

此外，在“断卡行动”开展后，银行、电信公司等非常重视银行卡、手机卡不外借、不出售的告知和提醒工作。中国银行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断卡行动”以后，银行如果出现涉案账户会遭到行政处罚，如果数量较多，甚至会面临停业整顿的处罚。

浙江省公安厅在“断卡行动”中收缴的银行卡及营业执照

“有些银行不敢开新户，个人开户需要单位开介绍信，无单位的需要社区或村委开介绍信”。上述银行人员说，开户前银行会再三强调开户须知，告知司法风险。

因而，在原则上，所有持卡人员都应知道，外借或出售“两卡”具有违法风险。

石伏龙表示，就他接触的“帮信罪”嫌疑人来看，多数人并非是全然不知情的无辜者，而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图小便宜，觉得卡反正不在我手里，钱也不是自己转的。而实际中，“帮信”行为不只是把卡卖给别人这么简单。

上述反诈民警向记者解释，多数售卡的“帮信”人员，不但把卡卖给了别人，还参与了后期转账时的短信或人脸识别验证。石伏龙也称，除了卖卡、跑分的人以外，那些设计赌博或色情app的人，尽管也会以不知情辩解，但他们在设计之初就知道，这类app的用途是违法的。

由此可知，目前在“帮信罪”的处理中，很难以不知情脱罪，说自己“不知道”。

嫌疑人多是年轻人

在没跟刑侦的同事交流前，上述反诈民警觉得，涉及到“帮信”行为尤其是卖卡行为的，应该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在他的印象里，这类人容易被哄骗。但让他惊讶的是，刑侦的同事告诉他，“帮信罪”嫌疑人几乎清一色是年轻人。同时，他们还多是外来务工者，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固定住所，集中在劳务市场和城中村。

石伏龙有同样的总结。他接触的“当事人”，也多是一些年轻工人和刚毕业的学生，收入不高，想着挣点快钱。但由于社会经验不足或文化程度不高，被卡商或卡头以兼职外衣哄骗，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

按照“解释一”关于情节严重的规定，这些“工具人”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等行为，均构成“帮信罪”，面临刑事处罚。

5月25日淄博市公安局柳泉分局经过近半年时间的侦察研判，一举打掉了一个特大帮信网络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近百人，涉案资金12亿元

“帮信罪”虽起诉人数不少，但在处罚力度上，在刑事罪名中属量刑较轻者。“通常情况下一般是一年以下或一年左右，除非那种卡商、卡头，或者情节很严重的。”石伏龙说，有些涉案金额不多，能认罪认罚且赔偿受害人损失的，可以判缓刑或不起诉。“但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来讲，他认为坐几个月牢算了，花几万块钱去赔偿的话，划不来。”

另一值得关注的是，“帮信罪”涉案年轻人中，出现了不少在校学生。他们多由学长学姐介绍，因兼职入坑，消费欲强而经济来源少，社会经验缺乏，一度被卡商或卡头瞄准。他们一旦涉案服刑，就会给人生留下污点，在还未出校之际就可能葬送未来。

但从目前来看，司法机关对涉“帮信罪”的在校学生会酌情“网开一面”。

2021年6月，最高检和教育部联合公布了一批在校生涉“两卡”犯罪典型案例。5个典型案例中，吴某豪等9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由于考虑到吴某豪等9人均系在校学生，检方会同相关学校和教育部门，对涉案学生的行为危害、悔罪表现、能否继续接受教育等进行评估。在征得教育部门同意后，所在学校对其中7名涉案学生保留学籍，检方依法提出适用缓刑建议。

检察官赴校园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宣传

2022年3月2日，最高检表示，坚持将惩治重点放在犯罪集团、犯罪团伙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贩卡团伙、职业卡商、行业内鬼上。针对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学生沦为“工具人”、诈骗犯罪帮凶的情况，坚持以教育、挽救、惩戒、警示为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石伏龙通过梳理已有的“帮信罪”文书总结了多种不起诉的情形，其中之一就是“在校大学生，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

但这种出于为在校学生未来考虑的酌情“网开一面”，并非是“免死”金牌。要想达致这种结果，也得是初犯偶犯，满足造成后果不严重、获利不多且积极赔偿的条件。所以，其他人不能因此而再生侥幸心理，以为司法机关对在校学生处理相对较轻，就冒险为之。

来源：南风窗

来源：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