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西北郊五代墓发掘简报

选自《文物》2016年04期，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2014年4月，为配合基本建设，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了一座五代时期的墓葬（编号2014DTSJM1，以下简称M1）。此墓位于大同市西北郊，东北距净觉寺约1000米，西距拥军北路约150米（图一）。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 墓葬形制

M1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穹隆顶砖室墓，开口于表土层下，由墓道、甬道、封门、墓室四部分组成，方向182°（图二）。

墓道位于甬道南侧。平面呈北宽南窄的梯形，壁面平整，未见工具痕迹，底部为斜坡状，坡度22°。墓道内填黄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未经夯打。由于墓道南段被现代建筑占压，仅发掘靠近墓室的一小段。残长3、宽0.8～0.9、深3.2～4.4米。

甬道位于墓道与墓室之间。平面呈长方形，长1.5、外宽1.2、内宽0.9、高1.7米。单层券顶，两壁用砖顺向错缝平砌至1.25米处起券，底部用砖横向错缝平铺。

封门位于甬道北端，北距甬道末端0.12米，宽0.9、高1.5米。封门砖为灰色粗绳纹条砖，斜向侧立砌并随券顶逐渐收分，砖长30、宽15、厚6厘米。

墓室位于甬道北侧，砌筑于方形土圹内。土圹口大底小，四壁平整光滑，内填黄褐色五花土。土圹开口边长约4.1、底部边长约4、深约4.4米。墓室平面呈圆角方形，四壁微外弧，内边长2.6～2.8、外边长3.2～3.4、内高2.5米。墓壁底部用砖横向平铺，其上以“三顺一丁”方式垒砌至1.6米处，其上以砖平砌逐层内收为穹隆顶。墓顶南侧已被破坏，墓室内有淤土。墓室北部设一棺床，与墓室等宽，以砖错缝横向平铺两层，南端用砖侧立砌封堵，长1.6、高0.12米。棺床上有人骨1具，仰身直肢，头西脚东，未见棺木痕迹。墓室内铺地砖仅从甬道至棺床平铺一条与甬道等宽的地面，而墓室南部东西两侧未见铺地砖。

二 出土器物

此墓共出土器物11件（套），包括陶罐3件、铜镜2件、铜带具1套、铜钱1组31枚、银下颌托1件、骨钗2件及墓志1合。

陶罐3件。泥质灰陶，轮制。标本M1∶1，侈口微外撇，圆唇，圆肩，上腹圆鼓，下腹斜收，平底。通体施白色陶衣，先以墨线勾勒轮廓再填橙色彩在肩、腹部各绘团花四朵，交错分布，腹部各花瓣之间外部又以五朵橙色花瓣点缀。口径14、底径12.4、高30.6厘米（封底）。标本M1∶2,浅盘口，平沿，圆唇外卷，短束颈，溜肩，弧腹斜收，平底。通体施白色陶衣，肩部绘五瓣花四朵，中腹部绘三瓣花八朵，下腹部绘如意形花六朵。口径13.6、底径11.4、高35.2厘米（图三）。

铜镜2件。标本M1∶4，双鸾宝相花镜。器表呈银白色。八瓣葵花形，圆纽，无纽座。镜缘凸起。镜背一周凸棱将其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镜纽两侧为两鸾鸟，单足而立，展翅翘尾，比翼相望；镜纽上下为两朵宝相花。外区四只蜂蝶间饰四朵折枝花卉。直径17.7厘米（图四、五）。

标本M1∶5，雀绕花枝镜。器表呈黑色。八瓣菱花形，圆纽，无纽座。镜缘凸起。镜背一周凸棱将其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四禽鸟与四折枝花卉相间分布，两鹊展翅飞翔，两雁羽翼未张呈站立状，折枝花卉均为四叶两花苞。外区四只蜂蝶与四朵两叶一苞折枝花卉相间排列。直径7.2厘米（图六、七）。

铜带具1套（M1∶7）。表面鎏金，由1件带扣和3件带饰组成（图九）。

带扣,扣环呈椭圆形，扣针与扣环远端结合处微内凹，舌形扣板中空，内置一铆钉。通长1.9、最大环径1.5、扣板宽0.3～0.9厘米。蝶形带饰，由蝶形饰与桥形托组成，二者可拆分。蝶形饰呈亚腰形，置于桥形托之上，中空，两根长条纽向两侧各延伸出四瓣莲瓣,内置四铆钉；桥形托底部向两侧延伸出两个长约0.5厘米的舌形支脚，桥面中间有一三角形凸起。通长3.4、宽1.2～2.2厘米。环状带饰，椭圆形，中空，上部中间有一三角形凸起。最大环径1.5厘米。条形带饰,长条形，边缘呈弧状，中间有一三角形凸起。长1.4、宽0.8厘米。

铜钱1组31枚（M1∶10）。均为“开元通宝”，钱文清秀，铸工精美。圆形方孔，光背。钱径2.5、厚0.15厘米，重4克。

银下颌托1件（M1∶6）。托颌片呈勺形，两端各向上延伸出一条宽0.4～0.6、厚0.1厘米的长条，长条向上18.5厘米又各分为两条，其中一条残损，长条末端呈钩状。托颌片长6.2、宽4.6、深1厘米，整体长34厘米（图八）。

骨钗2件。形制相同，一件完整，另一件残成数截。标本M1∶8,整体呈U形，顶端较粗呈弧状，向下渐细分两股，末端尖细。长11.7厘米（图一○）。

墓志1合（M1∶11）。砂岩质。志盖为长方形盝顶，长32、宽29、厚7厘米，盝顶长26、宽22、刹面宽3～4厘米。顶面阴线刻方格，方格内阴刻隶书“贾府君志”，刹面、立沿均为素面（图一一）。

志石为长方形，长33、宽29、厚6厘米。志面阴刻14道竖线将其分为13行，志文楷书，1行，共17字（图一二）。录文如下：

燕故河东道横野军副使贾府君墓志并序

三 结 语

本次发掘的这座墓葬，未出土有确切纪年的器物，只能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墓志来推断其大体年代。

此墓的形制与大同地区以往发现的唐至五代墓基本相同，也与山西汾阳唐曹怡墓[1]、河北临城补要唐墓M10[2]、西安凤栖原唐郭仲文墓[3]、西安西郊唐突骑施奉德可汗王子墓[4]相似，均为圆角方形砖室墓。M1出土的彩绘陶罐与大同04M1[5]和大同南关唐墓M6[6]出土的塔形罐的罐身在器形和纹饰方面都较接近，而雀绕花枝镜与大同南关唐墓出土的同类器完全相同，银下颌托与奉节宝塔坪唐墓、奉节上关唐墓、巴东雷家坪唐墓[7]出土的环形下颌托形制相似。

据出土墓志可知，M1墓主为“燕故河东道横野军副使”。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八月，原卢龙节度使、燕王刘守光称帝，国号大燕，定都幽州，势力范围在今北京和河北北部，后于乾化三年（913年）十一月为晋王李存勖所灭，正式称帝割据仅两年，由于其统治期间残暴不仁，故又被称为“桀燕”。因此，志文中的“燕”当为桀燕，而墓主的下葬时间应在公元911～913年之间。“横野军”，唐代军镇名。《通典》云，“横野军，安边郡东北百四十里，开元中河东公张嘉贞移置，管兵七千八百人，马千八百匹，西南去理所九百里”[8]；《新唐书·兵志》载，“天兵、大同、天安、横野军四，岢岚等守捉五，曰河东道”[9]；《唐六典》又载，“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万人已上置营田副使一人”[10]。由此可知墓主应为军镇当中一名中高级官吏，而志文仅刻一行，可能与其下葬匆忙有关。

大同地处晋冀蒙交界处，军事地位相当重要。此墓的发掘不仅反映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历史史实，也为研究唐与五代的兵制、官制及丧葬习俗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附记：文物修复及拓片由山西彩塑壁画保护研究中心完成。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张志忠、李素云两位老师的帮助，谨致谢忱。

领 队：张志忠

发 掘：侯晓刚 吕晓晶 婧晓亭

摄 影：婧晓亭

绘 图：李虹芳

执 笔：靖晓亭

来源：考古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