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消失的民间手艺人‖小镇最后一个竹匠

（本文已得到作者陈鼎本人同意发布）

一把竹枝，一根竹棍，一卷铁丝，一副钢锯，一段树桩，一把老虎钳，一只大钢钉，一张小板凳坐下去，老莫就算开工。也不戴手套，他说，从来不喜欢戴，戴了做事反而不爽快。树桩就是工作台，已经伤痕累累，老态龙钟。老莫不得不在下面用两块新木板托着钉住，对口扶贫似的，让树桩勉强立在地面。不知道老莫在这树根上敲过钉过砸过多少回了，把树桩搞得缺牙缺齿，可怜兮兮的。

店里有两只三角杈，用来搁长的毛竹，一头一只，为了平衡。老莫自己用粗一点的树枝绑起来的，两根木头交叉，第三根木头支撑，形成三点一个平面。比大腿还粗的木头，杈顶已经磨得只有手腕粗。可以想象，老莫搁过的毛竹足有几大轮船。

竹棍的一头搁到树桩上去，另一头搁住一把小椅子。竹棍有一米长，较细的一头被削出20多公分，弯弯的上翘，像极了曲棍球杆，外皮有褐色斑纹。每个竹节都有褐色斑纹，那是用火烤的。

这种毛竹来自安徽山林，买回来时，并非完全笔直，但做成的很多器物必须笔直，比如竹梯子，各种农具的柄子。有的器具，还需要把直的变成弯的，比如竹耙的头。弯的变直，直的变弯，都是依靠烘烤。老莫开玩笑说：“估计烫头发的灵感就来自我们竹工烫竹子。”

毛竹要放置一段时间，待半干不干之后，才能开始烘烤。店门外就是一个自制的烘烤设备：一个铁架子，烧烤炉子似的；一个被固定的大铁夹子，铁夹子下是一只木盆，里面盛着水。烧火直接用店里的废料，竹枝、竹片等等。把需要矫正的毛竹放上去烘烤，掌握好火候，既要发热，又不能点着，烤得滋滋冒油，然后，趁热放到大夹子下，硬生生逼直或逼弯，再放到水里冷却，就能定型。

从烤弯的一头开始绑竹枝，用铁丝。老虎钳拽紧、绞缠，直到再也拽不出一丝丝缝隙，向内弯过铁丝，用力敲打，将铁丝头藏进竹枝缝隙里，做得细心，精致，一丝不苟。

老莫17岁就做竹工，他说：“王宝钏寒窑18年，我这都47年了。”他说的“寒窑”，是小镇生资门市部，几十年前，与供销社属于一个系统，可红火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飞速发展起来，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极大丰富，很多竹器渐渐退出市场了，门市部人越来越少，少得只剩下他一人，既做伙计，也做老板。

一头多余的竹枝，用钢锯锯齐锯短，继续下一组捆绑。每隔三四公分，就添几根竹枝，依次绑下去，一共六道。最后，再用铁丝收紧一道，整个竹枝就组成一个三角形。放地上用脚踩，让竹枝头尽量铺开，扇子似的。再次搁回树桩上，在竹枝最紧密的地方，用大钢钉钉出几个眼，铁丝穿行其间，像纳鞋底。这样做出来的笤帚，即使扫得只剩一个秃秃的头，都不会散。全部好了，老莫还用手在竹枝之间梳理，尽量梳掉竹叶，像给出门的孩子整理衣帽。看看很满意了，才算完工。

问老莫：“这手艺传给谁呢？”老莫说：“谁也给不了，自生自灭，”老莫叹口气，“没人稀罕这手艺，这破店。”

店还真够破的。是两间砖混建筑，屋顶满是屋瓦草。从屋内往外看，屋顶还透着亮光。大门也是木头格子的，每天需要上门板卸门板。老莫说，也没有必要修了补了，反正房子不倒就行。老莫儿子，三番五次让老爸关了这店，回家休息，或者去城里养老，打打牌跳跳舞。老莫说，他一样不会，只会做竹器，而且做竹器有瘾，一天不做就浑身来毛，这儿不爽那儿不爽。老莫说：“一辈子就是个竹工，习惯了过这样的日子：天一亮就起床，洗洗吃吃就到店里来，门一开，才是新的一天。”

问老莫：“为了赚钱吗？”老莫就给算了一笔账：竹枝一块钱一斤，一把笤帚需要三四斤，还需要铁丝，剩下的就是工钱了。这竹笤帚卖20元一把，他一天就做个三五把，全部卖了也吓不死人——到哪里一天赚不到100块？何况经常卖不掉？

店里还有爬高的竹梯，撑船的竹篙，划草的竹耙，打谷的连枷，盖房的芦帘，很多上面落满灰尘，空虚寂寞冷。社会飞速发展，竹器正被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替代。老莫做的一种小型竹笤帚，已经是一种创新：比大型竹笤帚轻很多，适用于环卫工人、工厂保洁，因为这些人大多是女性。从前的农村，大竹笤帚主要用来扫粮食、扫庭院，男人用得多。如今粮食都烘干，家家庭院都水泥地、地板砖，哪里需要扫？就这样的小竹笤帚，扫地机也是它的竞争对手，快穷途末路了。

老莫说，好事，好事！做完手头这一把笤帚，他就去吹吹牛。吹牛时间过得快，也快乐。他开店，就是为了有个地方玩。老莫在小镇土生土长，这条老街闭着眼睛能走过来晃过去，磕头碰脑的全是熟人。

老莫名叫莫春桂，今年63岁，身材壮实，两颊透出健康的红。他是江都樊川镇上一个竹工，也是水乡小镇最后一个竹工。

来源：扬州微笑的草